我在推动阅读和教学过程中，更习惯说“母语阅读”与“母语教学”，而不是“语文阅读”“语文教学”，而且经常引用德国学者洪堡特那句箴言：“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母语教育将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空间，甚至决定一个民族的精神格局，依此而论，母语阅读和教学负载的文化使命可谓任重而道远。所以伴随几十年教学生涯同步展开的我的母语阅读推广目标是“贪大”的，是有“雄心”的，带有一点点堂·吉诃德似的空想和痴气。

    然而我一直固守在教室里，守望在校园中，包括后来在区域内推动教师专业阅读，在教育文化方面参政议政，围绕推动母语阅读，预设的都是小目标，实践的都是小课题，实现的都是小梦想，但收获颇丰、内心丰盈，如《道德经》中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通过推动阅读，构建一座绚丽温暖的精神殿堂，是一项大工程；但需要积累跬步，起于累土，始于足下。

    上世纪末在鲁北小城执教的我，在推动母语阅读方面毫无头绪，凭借个人教学素质自发进行。时任《山东教育》主编毕唐书那时发掘的李希贵在高密一中的“语文实验室计划”改革，令我有豁然开朗之感。争得学校支持，建起了两间语文学科学习的专用教室，学生每周去那里阅读、摘抄，并且有15分钟的分享时间，作文也是“读书短评”和常规作文交替进行。现在看来那些教学改革粗粝原始，缺少理论支撑和技术含量，但是在那个学习场景下元气淋漓，给那些孩子打上了不一样的精神底色。

    来到济南几年后，基础教育开始推动课程改革，教师开发课程资源的空间和内驱力双向增大。我所在学校的校训为“人文天下，行者无疆”，作为校训的原创者，我非常在意所教学生中华根基的架构，三次以校本课程的方式，推进学生进行母语经典阅读。

    2016年，我与两位同事为学生开设“泉城文学三大家”校本课程，以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三位济南本土的文学大家为学习载体，以诵读、品赏、研讨、调研、展示为主要学习方式，培育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研究意识习惯、公共参与精神。这门课的基础在于阅读，但是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文字阅读，这种母语文化的学习方式对学生而言具有独到价值。

    学校搬迁新校后，处于赵孟頫描摹的鹊华两山之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故以“鹊华读书行动”为驱动内核。阅读立校，打造书香学府；家校共读，打造校园文化的精神样貌。我作为方案的制定者和具体工作操盘者，衷心希望梦想达成。十几年间，我为几家知名出版社编写过母语读本和实验教材，孜孜探求母语学习的理想路径。作为区域名师，参与教师培训工作，念念不忘教师的专业阅读和自由阅读，因为我发觉各类培训偏重技术和理念，却忽略了教师的专业素养构建，而这恰是教育理想生态的基石。

    我勉强算是挚爱读书的人，推动母语阅读则是一直在路上勉力前行，在守望中谋求超越自我。中国文化推崇重大古拙，面对“互联网＋”色彩缭乱的碎片化时代，我将努力做一个持之以恒的拙诚探求者。

影响我的一本书

《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并非卷帙浩繁，然而却是厚重宏富的巨著，我至今也没有完全读懂，但是它的确深刻地影响到了我。钱宾四先生于云南昆明岩泉寺写作此书时，祖国战火纷飞，民族内忧外患，故先生在《引言》中呼吁“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自有深意。对故国的文化道统需要用辩证眼光看，避免钱先生所讲的“偏激的虚无主义”及“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这不仅是研究者的态度，也应该是现代国民的素养基础。当然，温情和敬仰离不开理性与科学。

    我国史传文化最可贵的精神是“实录”，即所谓“不虚美、不隐恶”。钱先生富于典型的史家气质，温和客观；然而这并不等于先生会消解独立思考，相反，他的论述往往一语中的，识见之深厚足以力透纸背，而与此一脉相通的惟真惟实也是我们引导学生读史阅世的必备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