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近百年来，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上世纪30至40年代，这里的大学和各研究机构，云集着一大批重要学者，共同推动时代的发展进程。也是在这个时期，《世界日报》作为北京有影响的媒体，其“教育界”副刊，以连载的方式，陆续推出“学人访问记”系列访谈文章。所访69位学者，都是当时的学界名流。一篇篇访谈文章，客观地记录了一位位学人的治学经历和治学主张，呈现了一幅星光璀璨的现代中国学人群像。据此整理并出版的《北平学人访问记》一书，对于我们认识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提供了“在场”感，具有启示意义。

    《世界日报》连载“学人访问记”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全面抗战之前的1935年至1937年；第二个时期是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至1947年。全面抗战之前，“学人访问记”的主要采编记者为贺逸文（1910—1983）。他是知名报人，时任“教育界”副刊主编，也曾任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教务长。1945年至1947年，记者王景瑞又先后访问15位学者。采访的名家中，有我们熟悉的钱玄同、陶希圣、许地山、周作人、潘光旦、陈垣、冯友兰、徐悲鸿、朱光潜等人，也有今天我们较为陌生的学人。所有受访者，无一例外从事和教育相关的工作。对于如何办好教育，他们各有所思所行，彰显出一代学人深沉的家国情怀。

    上世纪30至40年代，也是一个内忧外患、风云际会的时代。书中所访问的学人，都为当时落后的中国教育深感忧心，在教育方面尽管各有其主见，可是受到经济、战争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很多想法难以付诸实施，但是依然付出坚卓的努力。“五四运动”之后至全面抗战之前，文化界、教育界围绕汉字的去留问题，进行了一场“国语运动”，学界也争论不休。钱玄同作为文字专家，在受访时认为，复杂难写的汉字，在文盲占据多数的中国，不利于推广和普及，将汉字简化成符号是最佳的选择。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未免极端，而在那时候的历史环境下，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当时开启民智的首要任务是普及文字，而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汉字，成为一根硬骨头。另外一点，当时学界很多人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落后，而汉字无疑是这种文化的代言人。

    那个时代的人们，科学思维、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普遍缺乏。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科学恰恰是重要动力。当时的数理专家、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深感国人科学素养的贫乏，他热衷于翻译国外科普著作，在工作之余花大量时间从事科普工作。对于理工类大学生来说，掌握书本理论显然不够，必须要亲自动手，在实验实践中提升学业水准。

    而哲学家冯友兰教授在受访时表示，不鼓励所有大学生诵读晦涩的古代典籍，那是专门学者的事情。在他看来，比办大学教育更显得急迫的，是大兴乡村教育。其理由是中国人口主体在乡村，文盲也集中在乡村。

    对于大学生的心理教育问题，“学人访问记”系列专栏中，对植物学家胡先骕教授有深入访谈。他认为，大学生生理健康，关乎健全人格的塑造，生理健康教育的匮乏，导致有的学生心理出现毛病。我以为，在那个时候，他就意识到生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是极为难得的。

    大学培养文理交融的人才，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30年代，就引起学人关注。“学人访问记”系列专栏中，物理学家文元模教授认为，数学是理工和多数文科的基础，掌握了数学知识，对于深入的学术研究会带来极大的便利。可是数学难学，甚至学理工科的人也敬而远之，他以为这是错误的。学文科的人要了解理科，学理科的人要具备文史基础。作为大学，要培养文理兼容的人才。

    “学人访问记”系列专栏中，对于教育学家吴俊升的访谈，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教育的生态。

    总体上讲，该书收入的那个时代学人的系列访谈文章，涉及学人的专业背景是多方面的。毕竟教育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风起云涌的时代，紧密地成为一个整体。那个时代的教育问题，在今天依然没有失去继续探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