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现代道德教育的原则，正是强调现代德育要关注道德个体的主体性，提升自觉性，使德育真正成为引导人、发展人、激发人的创造力的教育。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在第二届“国杰论坛”上，隆重宣布中小学德育研究所成立并举行揭牌仪式，这是中国伦理学如何实现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担负起立德树人伟大使命的重要平台，我有幸成为这个所的一员，感到任重道远，充满挑战。

    立德树人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基石。《大学》开篇明确了教育“成人”之目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明示了教育之使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两段经典开宗明义：“立德树人”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质，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致完善的境界。人的自然禀赋可谓“性”，顺着本性行事便是“道”，遵循“道”之规律，修养成己达人，这就是教育的使命。中华民族的大道之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毫无疑问，立德树人之教育事业必然是承载于历史，又不断创造历史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从党和国家的全局视野对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做了深刻的概况，指出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更是一个科学的、重要的历史判断。正如《大学》所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德育何以成人，何以作为？立德树人如何才能达致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广泛、更根本、更深刻的自信？显然，这深刻指出了新时代德育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养料，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神。

    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晶，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载体。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把文明比拟为有生老病死过程的活的有机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认为，文明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对新的挑战进行成功应战。当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不同的文明不仅必然交织相遇，而且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运共同体”。固然，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费孝通认为,“传统是指从前辈继承下来的遗产,这应当是属于昔日的东西。但是今日既然还为人们所使用,那是因为它还能满足人们今日的需要，发生着作用，所以它曾属于昔，已属于今，成了今中之昔，至今还活着的昔，活着的历史。”

    然而，每一种传统都蕴含着不同的气质和精神，也有不同的糟粕需要扬弃。从世界历史进程发展至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传统都有可能对世界文明提供不同的经验，绝不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标榜的，只有西方文明是契合所有人的所谓“普世”文明，是世界秩序重建的文明范式和标准。而且历史与实践证明，越是能为人类提供更具普遍价值的精神，就越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传统、源远流长的传统。

    那么，在中华文化立德树人的传统中，有哪些传统具有时代的精神价值，并有利于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呢？比如，中华文明具有重“天人合德”的文化传统，古今思想家都强调“天人合一”；中国人生道德思想强调人生实践之智慧，注重立己达人健全人格的修为等。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之所以绵延不断，正是源自中国学术思想中这种自觉的人生观念。

    面对经济全球化、现代性的挑战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挑战与使命，中国德育必须作出审慎的回答与积极的选择，这就是要建设扎根中国大地、胸怀世界的新德育。我以为，新德育的基本特质主要体现为三点：有根的德育、有情怀的德育、有创造力的德育。

    所谓“有根的德育”，即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德育必须在世界的格局中认识自我，必须置德育于两个重要的前提之上：一是相对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而言，德育要使人明晰我们从哪里来，这就要学习了解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二是相对世界而言，在“地球村”的预言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传统不仅关联着人们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是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根基与源泉，也是理解当代世界文化差异的“钥匙”。中华民族之根就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本源，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不断沉淀与扬弃生成的过程。

    新时代的德育必须培养具有文化自觉素养与能力的新人，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过程。因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但是，任何传统，无论其类型如何，都“可能成为人们热烈依恋过去的对象”。有根的德育，要使人如费孝通所言，“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展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中华文化是一种与人类的生活、生命紧密联系、交融的文化，是一种关注、关怀人的生命、生活的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有其内在发展的精神潜力以及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特有的文化价值。不能把现代化只当作一个全球化、同质化的过程，更不能当作一个西化的过程。

    所谓“有情怀的德育”，即要突破现代性过度工具理性化的局限，培养时代新人对自然、家国、他者的美好情感。这是一种包含责任与热情的大爱；是一种体恤与共情的同理心；是一种视野与包容的素养。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主宰人类的认识、思维与实践的意志和能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深刻揭示了理性所包含的两个维度，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指出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化的后果之一，便是在追求功利目的和发展效率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兼顾人多方面的价值需要，给人类心灵罩上了难以彻底消除的危机阴影。

    的确，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造成了极大的偏差，现代人受到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的影响，工具理性的狭隘性与膨胀，不仅导致了技术官僚意识的出现与泛滥，而且使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笼罩在一种特殊的支配形式下，使获得优位的人重新沦为机器和技术的奴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构在坚实的以个人为主体的原则之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其极端性也致其走上一条不归路。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反思现代性，我们必须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这条路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社会所使然之路，但这条路既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即这条路源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同时又是开放的，它是世界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中又蕴含着世界的普遍性。

    所谓“有创造力的德育”，即面对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中国德育必须从给人以现成的结论，转向给人以批判的武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强调，教育活动应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道德是人类给自己的立法，它既反映了人对自身生存、发展关系的内在需求，亦证明了人类具有自觉选择的理性，用一定社会的道德理性来规范人的行为与生活，正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性。然而，道德立法之目的却是为了使人获得更充分、更全面、更自由的发展，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精神的镣铐。

    教育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创造过程，是引导人类从道德必然走向道德自由的过程。因此，新德育固然具有协调、规范人的社会行为之功能，但更根本的是要把握道德理性对人的发展性功能。提出现代道德教育的原则，即“可接受性原则”与“发展性原则”，正是强调现代德育要关注道德个体的主体性，提升自觉性，使德育真正成为引导人、发展人、激发人的创造力的教育。教育的创造力就是人的竞争力，说到底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综合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凝聚这种伟大的创造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