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洁为人低调，只见过她少数几次，每次她都是坐在会场，安安静静地倾听。——编者

     2020年12月25日早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鲁洁先生在家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噩耗传来，心情无比悲痛难过。她是国内外有影响的教育家，她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大德无形、大义无痕的道德境界，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和人生追求的目标。

    作为原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我始终把她的教诲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她1993年在《社会科学家》杂志发表《教育事业是教师生命永远的延续》一文，文中有这样几段论述：“我认为教育事业是一项得以获取永生的事业。因为在他（她）不断地将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情感与人格转化为学生心灵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永远的延续。”“理想主义，无需喝彩，要知道，理想主义作为人生的精神支柱，人们永远需要它。”“当人心被交换原则、物欲盘算冷却得没剩下多少热气，当温情普遍消失在异己的荒漠，也许，不必多久，人们会再度呼唤激情和爱的回归，那将会是何等具有戏剧性的回味。”我把这几句话抄在记事本的扉页上，时时激励自己砥砺前行。

    1978年我在江苏教育学院工作后，在她的关心下，我被借调到教育系任教，先后为1977级、1978级、1979级数学系的学生讲授教育学公共课程。我边上课，边进修，有机会全程聆听她为教育系1978级学生开设的教育学原理课程。教育学原理是一门十分枯燥的课程，她却讲得津津有味，充满了哲理和智慧。她以敏锐广阔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讲授，深入浅出，把深奥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体现了她的境界和功底，达到许多学者教授都难以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认真记笔记，恨不得把每言每句都记录下来。当时1978级的同学，有的一时记不下来，课后就借我的笔记补缺。她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意识和能力，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1978级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中青年教育学者。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她开设教育学原理课程的过程，已经是在探究、构思我国现代教育学的全新体系，为她主编的面向教育系专业学生的《教育学》奠定了基础。在德育理论界，她独树一帜。她和东北师范大学王逢贤教授共同主编的《德育新论》，作为“当代教育新理论丛书”中的一本重要著作，在德育理论界影响很大。没想到，她提携、邀请我参加该书的撰写工作。在她的指导下，我撰写了《学校德育管理》一章内容。参加编写工作，极大地激发了我对德育理论研究的热情和兴趣，也为我以后从事学校管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教育人生，多次得到她的关心和抬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任教育系主任期间，她和陈岚书记为了解决系科人才断档问题，几次和江苏教育学院领导协商，调我去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因江苏教育学院复办工作的需要皆未成功。后来又要调我去参加建设德育博士点工作，也未成。

    在她和班华教授指导下，我于1984年4月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简析思想品德形成的内部规律》一文，又先后在《华东师大学报》《中国教育学刊》等杂志发表了《我国教育学的反思》《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体系必须解决好的问题》等文章。她又推荐我参加原国家教委师范司组织的《教育学指导纲要》编写工作，我由此结识了一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如黄济、瞿葆奎、叶澜等，从中得到很好的学习和锻炼。她对我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要有明确的目标，确定自己专业研究方向。她还经常提到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风尚怎样，人总是可以凭着自己高尚的品质，穿越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路。”这些教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的指导下，我从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德育理论研究转向学校管理、校长学研究。1993年编写出版了《校长学》一书，是她与刘佛年先生主持的“当代教育新理论丛书”中的一本。

    在我一生中，她对我的厚爱是难以言怀的。1999年5月，顺应江苏教育现代化推进的需要，我撰写了《教育现代化论纲》一书，斗胆请她作序。她是很少为别人作序的，这次却破例欣然允诺。1993年至1997年，江苏教育学院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根据项目要求，要为全国培训近300名骨干校长。我负责培训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确定聘请国内外知名教育专家授课。她是很少在校外兼课的，我抱着尝试的心理邀请她为培训班的校长们作学校德育专题报告。没想到，她很高兴地答应了。她的讲座在培训班引起了极大反响。从这几件事中，充分体现了鲁洁先生对青年同志、对教育事业的关爱和支持。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她如同离枝的红花，魂归大地，化作春泥，滋养一年又一年的春天。

    （作者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