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娃没人带被迫辞职，怕没人带娃放弃生二胎……让育龄夫妇纠结的托育难题，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愈加凸显。

    生了宝宝谁帮带？怎么带？近日，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主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围绕“托育难”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3岁以下婴幼儿超4700万，入托率仅5%左右

    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是造成育儿焦虑和抑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该中心调查发现，在有0—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其中90%是2—3岁幼儿家庭。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贺丹说，现有托育机构中不到两成是公办的、普惠的，大多数是民办机构。后者为了保证运行，价格较高。“我们调查发现，能接受其价格的家庭不到1/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介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每年有高达1500万以上的新生儿，但托育服务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并承受着疫情带来的持续影响，长期看，还面临服务体系建设缺口较大、普惠机构高成本压力、人力资源瓶颈制约等挑战。

    与城市宝宝相比，农村贫困和留守儿童可能更为弱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介绍，该基金会和全国妇联对贫困地区5000多名婴幼儿的调查显示，86.4%的婴幼儿没有接受过任何早期养育和照护的服务，家庭养育环境也很差。

    “相当多的贫困地区儿童处于‘成长环境不利状态’。”在李伟看来，如果缺乏公共政策干预，贫困的代际传递，可能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身上延续。

    政策“组合拳”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正在形成

    0—3岁是婴幼儿成长发展的关键阶段。良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对国民素质整体提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对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也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为破解托育难题，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为落实指导意见，有关部门打出政策“组合拳”。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介绍，国家卫健委会同相关部委研究出台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管理规范、登记和备案办法等系列政策规定，开展了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等工作。

    中国计生协及各级计生协还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和优势，广泛开展“优生优育进万家”活动进行宣传咨询和入户指导，并实施“向日葵计划”，建立“亲子小屋”，促进农村儿童早期发展。

    “指导意见公布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仅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有明确托育标志的企业，数量就相当于过去10年的3倍，发展势头很好。”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说。

    商业综合体嵌入、社区办点、幼儿园延伸、家庭“邻托”、企业福利……于学军介绍，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实践，发展多元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正在逐步构建。

    抓住“十四五”窗口期，发展普惠托育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显示，“十四五”时期出生人口会比“十三五”时期平均每年少200万以上。“这正好为合理调配幼儿园学位和托位、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贺丹说。

    难得的窗口期内，普惠托育该怎么做？

    杨文庄认为，家庭托育服务价格低，邻里信任，婴幼儿少有疏离感，值得大力提倡。但这种模式目前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法律法规尚不允许以家庭自有住宅营业登记，监管不易，邻里之间协调难等。他表示，将尽快研究家庭托育发展的管理规定和规范标准，支持家庭托育有关试点项目，并适时推广。

    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建议，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在出生人口减少、学前教育资源有富余的地区，鼓励“托幼一体化”，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将2—3岁幼儿托育服务纳入以公立机构为主的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体系。

    同时，完善家庭福利政策，研究将0—3岁婴幼儿托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抵扣范围，探索建立育儿补贴制度；适当增加配偶护理假、家庭养育假等育儿假期，鼓励男性参与子女照料，鼓励家庭育儿的代际支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支持职工带薪休假、探索弹性工作制等。

    “对贫困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公共政策干预已经刻不容缓。”李伟认为，可考虑将欠发达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发挥计生协、公益基金会等组织作用，探索多样化、全覆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