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对师生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得不错，同学们之间对心理疾病也不会有歧视。”李晨卉说，来咨询的学生能“大大方方”地进门。

    怀着“在我十几岁时，我曾期待有一位可以倾诉的心理老师”的遗憾，三年前，李晨卉从社会心理咨询师转岗为学校心理教师。但目前，在中小学做心理教师并不容易。

    2020年受疫情影响，心理教师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教师招考中心理教师的名额明显增多。《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明确要求，“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其编制从学校总编制中统筹解决”。目前，基本每所中小学都满足了至少配齐一名专兼职心理教师的要求，但是相比于其他学科，各地为中小学心理教师提供的编制数量仍不充裕。

    “目前的问题是心理教师编制名额太少，大部分学校都没有专职心理教师，基本都是其他岗位的教师兼任。即便有专职心理教师，也以聘任制为主。”李晨卉说，拿自己为例，与在编教师相比，其年收入要少7万到8万元。

    由于当地师资紧张，内蒙古鄂尔多斯一位心理教师虽然入编，却主要承担着语文教学工作。现实中，这种身兼数职的情况并不少见。

    《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提出，各地教育部门要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纳入“国培计划”和地方各级教师培训计划。但对于专业的心理教师而言，这些主要针对普通教师普及心理教育常识的培训，并不能满足需求。

    为了持续学习新的咨询知识和技能，肖冬梅每年都自费参与培训。即便参加的基本都是价格相对低廉的线上课程，她每年的培训开销也在数千元到一万元。李晨卉说，自己没有太多的机会吸收新知识，一直在输出，“在吃以前的老本”。

    “在学校里全职做心理咨询和辅导还是比较奢侈的，做好这项工作也是比较奢侈的。”肖冬梅说。

    在马军看来，目前，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预警的难题有两点，一是心理问题被污名化，这始于青少年和父母缺乏对该问题的正确认识，二是服务的可及性。

    马军表示，除了要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和知识的普及，让青少年和家长能够对抑郁情绪、抑郁症有所警觉外，还要加强师资培训。“学校心理教师要接受定期的培训，提高相应的能力。此外，他们还应该有能力、有渠道对早期识别的青少年给予医疗转介等帮助。”

    面对抑郁症等心理问题，城市孩子和乡村孩子在资源拥有上的差异，也让马军感到“挑战巨大”。

    马军介绍，根据一则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的横断面对比研究，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表现出了更高的焦虑、抑郁、自卑和孤独感，更需要受到关注和帮助。

    “目前，这一领域的服务提供者非常缺乏，缺少儿童精神科医生，仅有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也大多在大城市中执业。”马军说，在学校完成抑郁症筛查后，医院承担着诊断和治疗的责任，但是目前转介资源的不充分、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

    “学校筛查出了抑郁风险高的孩子，然后呢？”张进对此也充满担忧，在社会、家长和学校都还未充分“就位”的情况下，这种筛查会不会带来校园歧视？是否会让孩子被区别对待甚至被劝退？

    如何为青少年抑郁症问题拉起完善的预警系统，更好地呵护每一个孩子的心理健康？答案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