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生建议：“待政策予以明确后，工商部门与教育部门可以参考市场价格，共同对看护、学业辅导、兴趣特长培养等不同服务类型，确定区域性服务费用。”

    如何发挥家校社协同治理作用

    社会对高质量课后服务的诉求，在实践中转化为对师资的更高要求。一些学校将目光投向校外。

    放学后，在泉州鲤城实小通淮科技馆的悬浮星系区、VR体验区、3D打印创新区等多个功能区里，学生们正在动手做实验。

    “在鲤城区科学技术协会支持下，我们的课后服务开设了科技社团，本学期还开设了机器人社团、编程社团。”蔡晓芹介绍，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也派出辅导员，一同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这不仅可以丰富课后服务内容，还可以弘扬传统文化，坚定学生文化自信。”蔡晓芹说。

    此外，哈尔滨市教育局与哈尔滨学院、基层学校启动了政府、高校、中小学三位一体的课后服务项目，大学生为课后服务注入新的活力；上海市整合街镇社区学校、其他社区服务公益性组织等各类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放学后的看护服务；石家庄市组织高素质社区志愿者进校参与托管；青岛市发动学生家长、退休老教师等群体参与课后服务……

    但这并不代表家校社多方协同参与课后服务已水到渠成。

    “我们正在考虑，邀请部分学生家长、社区志愿者来学校一同参与课后服务。但是要这样做，再小心谨慎也不为过。”徐建平说出了校长们共同的顾虑。第一，如何保障安全？第二，家长、社区志愿者等人员固然热心，但如何确保其言谈举止符合教育教学规范？第三，校外人员并未获得教育资质认定，如何保障服务质量？

    一边是紧迫的需求，一边是现实的困难，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要如何作为？

    “我们正在从零起步。”傅添表示，当前家校社合作主要围绕传统校内活动，对于三点半后的课后服务如何合作，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

    傅添认为，首先要为课后服务确定目标。“这个目标是由学校制定，还是由县市制定，还是全国统一？我认为不该一刀切。政府可以先制定指导性原则，再由各校因地制宜、结合家长需求来确定。只有确定了目标，才能确定谁来服务。”

    对于家长“过多过热的需求”，傅添表示，若只关注需求而忽视学校客观能力的有限性，难免衍生矛盾。“家长在制定课后服务目标上享有参与权。学校要充分听取、参考家长建议，但最终应该由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决策。这是学校自主权的体现。”傅添说。

    参考国际上“课后三点半”问题治理经验，马健生指出，英美等国家借助多方资源协同开展课后活动项目。例如，美国很多地区成立学校家委会，申请独立免税账户，由家委会决定放学后活动的经费收支、拨付方式等，以便保障各类服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因此，马健生建议，发挥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积极性，建立更畅通的家校共治参与机制。“这既有利于现代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也符合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迫切期望，相得益彰。”

    谈及整合社会资源参与课后服务伴生出的安全与监管问题，有学者分析，相关法律规定，在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之外，学生由家长作为监护人负责管理。但当涉及学校课后服务，则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是政府管理权、学校办学自主权、家长监护权、教师休息权的交集领域，目前仍存在许多法律责任不清甚至空白的地带。谁来管？如何管？

    “只有先从法律政策上确定课后服务的性质和目标，然后才能解决各主体、职权责、监管、考核与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傅添说。

    马健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虽然课后服务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关系各个家庭，牵涉社会福祉。对课后服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梳理与调整，理顺课后服务与‘义务教育’‘学校补课’‘学生减负’的关系，明确其内涵，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