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国内高校针对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开设教育“特区”早已有所实践，比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清华大学的“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和复旦大学的“望道计划”，等等。教育部自2020年起也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在自主招生工作经验和综合评价招生试点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关于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的积极探索和努力尝试。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新时代教育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也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初心所在。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与世界顶级人才的差距究竟还有多远？“钱学森之问”还将如何进一步破冰？追赶世界人才“领跑”之路又将如何继往开来？这些振聋发聩的发问始终困扰着社会各界人士，也在激励各界有识之士的孜孜追求。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成为提升我国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为解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水平人才紧缺问题，尤其是重点破解“卡脖子”科技领域人才短缺和长远发展瓶颈问题，必须大胆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尤其要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的交叉融合。基础学科领域的创新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组织、模式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基础支撑，有利于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深度培养。

    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是一个持续变化和充满挑战的过程，需要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一方面，拔尖创新人才获得培养的机会不应该受到教育背景、社会资源特别是家庭背景等因素的限制和掣肘；另一方面，拔尖人才的选拔不以分数定高下，不以单一才智为标准，需要从学生的兴趣志向、学科潜力、综合能力及心理素质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考查。事实上，我国“拔尖计划”实施之初，在学生选拔方式上，参与高校就已经采取多元化模式，将“选才”与“鉴才”相结合，实行多阶段动态进出。同时，对进入计划的学生进行综合考查、慎重分流，遵循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减少功利、重在长远。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是一项长期性、综合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当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应充分发挥高考这个指挥棒的正向作用，把高校招生与人才培养、“双一流”学科建设、科研创新等全面贯通衔接起来，形成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合力。同时，应立足国情和教育发展现状，将评价选拔体系系统性重塑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破除“五唯”评价机制改革、推进高等教育相关改革、促进教育公平紧密结合。此外，还要努力打通拔尖创新人才的评、选、育、用等多个关键环节，确保在招生、培养、考核和评价等各环节的无缝衔接和有机融合，真正做到应需选才、因材施考、因材施招和因材施教；大力营造更加优良的育人环境，创造更多选拔优秀人才的渠道，使得大批杰出人才有更多空间和机会“冒”出来，特别是能让少数痴迷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并有特殊才能的初高中学生有机会脱颖而出。

    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招生制度改革的深化推进，尤其是新高考改革的来临，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构调整将迎来大变革，一批批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青年学生将走进高等教育的殿堂，基础学科高水平人才成长与发展的新格局即将形成。

    （作者系伊犁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法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