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面对越来越不好管理的学生，特别是屡屡违纪、行为极端的学生，由于无法可依，教育工作者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不对学生进行教育惩戒，说服教育便失去了效用；而对学生进行教育惩戒，又往往会面临家长的投诉。教育惩戒之于校园，渐渐变成了引发舆情的导火索。而一旦问题发生，教育行政部门往往会采取处理当事人而平息矛盾的办法。长此以往，学校和教师“不敢管”“不能管”“不愿管”的现象比比皆是，其最终结果是，在不知不觉间将问题学生推进了深渊。

    日前，教育部制定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确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可实施教育惩戒，赋予了中小学教师“教育惩戒权”，这有助于恢复正常教育生态，在一定意义上，为学校和教师“敢管”“能管”“愿管”提供了“尚方宝剑”。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当国家真正把教育惩戒权赋予学校和教师的时候，笔者又不免担忧起来：教育惩戒的目的是教育和转化存在违规行为的学生，培养学生更加健康的人格。但它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学校和教师需要思考，如何在发挥这把“剑”的惩戒价值的同时，又能保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诫言，当我们拿着锤子不经意间在儿童的心灵的大理石上敲了一下，留下的痕迹就永远不可以复合——创伤永远地留在了心灵深处，影响一生。如果教育工作者滥用教育惩戒权，就有可能会发生侮辱打击学生心灵，甚而毁掉一名学生幸福生活的底气。

    笔者曾经考察过国外如何实施教育惩戒。例如，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中小学，教室里设有“反思桌”，犯错的学生离开集体活动，到“反思桌”上去就座，独自反省。实际上，不少国家都已明确学校和教师具有教育惩戒权，但其前提是学校和教师不会滥用，必须恰到好处，既能起到教育的作用，又尽量避免伤害学生的心灵。

    因此，教育惩戒权的使用，还需要建立在教师群体的高素质和高度法治社会之上。首先，实施惩戒的教师必须具备“善用”教育惩戒的能力，能够理性地掌握惩戒的过程，而不会感性地、任性地滥用权力。同时，必须拥有一个法治的社会环境，不仅教师是懂法、守法的群体，清楚教育惩戒的边际，家长也应是懂法、守法的群体。如此，家校才能够避免误解与冲突，达成育人共识。

    当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仍有待加强，从城市到乡村学校，教师构成参差不齐，法治水平高低不一，如果没有具体的、详尽的操作方案，很可能引发诸多教育问题、社会问题。因此，《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在具体贯彻落实时，还需明确以下几点：

    一是，根据教育部“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方实施细则或者指导学校制定实施细则”要求，学校必须基于实际，制定出可控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教育惩戒方案，不可随意赋予教师任性惩戒的权力。如笔者所在的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提出了八级教育惩戒权，主要是根据学生违反纪律的程度，或是让学生自己去选择惩戒行为，促进学生自己的反省和改进，或是经过班级“法庭”的控、辩双方讨论，达成一种适合的惩戒方式。为保护学生心灵，教育惩戒最为严厉的第八级，仅是剥夺犯错学生参与“十大好玩课程”的权利，从而让教育惩戒帮助学生自我成长，在“犯错”“纠错”“改错”中变得不再犯错，获得一种成长经验。

    二是，要严格执行教育惩戒程序。对于确实需要实施教育惩戒的个别学生，须由本班教师提出，列举出表现性事实，由学校的专业教师（心理学专业相关）进行评估，甚至参与课堂诊断，向学校提出惩戒建议。根据学生情况，学校在作出决定后，邀请学生监护人到学校进行协商，家校达成一致后，再进行必要的惩戒。惩戒，必须在学校和家庭中同时进行，学校惩戒、家庭溺爱的行为，只会造成学生的双重人格，不仅起不到惩戒的作用，反而会造成家校对立。

    三是，对于超出一定理性范围的教师或特别容易情绪化的教师，学校必须郑重提醒和严格规范，明确其不得独自随意行使教育惩戒权，杜绝滥用教育惩戒权现象的发生，把超出可控范围的教育惩戒权进行必要的回收，以保护学生健康成长。

    人的差异性决定了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教育惩戒权这把“戒尺”，应该威而不怒、利而有度，方为全人之策。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