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提到双师教学，四川省甘孜州康定中学校长陈军就格外兴奋。因为陈军知道，一块用于直播课堂的屏幕，使地处边远民族地区的康定中学发生了巨变——学校考入本科院校的学生数，由此前20多年来的不足10人，飙升至2020年的452人，而且还实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的全覆盖。

    康定中学巨变的背后，不仅是学生命运的改变，更是中国教育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变革。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这场由一根网线掀起的教育公平实验，自1997年学校启动现代教育技术工程以来，已走过23年的探索历程。从最初与加拿大渥太华理德高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坎顿中心学校等海外学校开展远程视频教学，到与北京市10个远郊区的学校进行一对十远程教学，再到今天以双师教学方式，实现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5000多所学校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因一根网线扰动的这场教学改革，究竟给基础教育改革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初识屏幕

    与千里之外的人大附中相比，葛丽始终觉得，自己所在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第二中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想象中的人大附中，地处首都，是频频见诸报端的名校，学霸扎堆……而眼前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二中，则只是中国万千所中学中一个识别度不高的平凡存在。

    然而，让葛丽万万没想到的是，两所距离遥远、差异明显的学校，在毫无征兆的某一天，竟因人大附中牵出去的一根网线、一块屏幕突然结缘。

    千里姻缘是结上了，但面对这块陌生的屏幕，葛丽起初有些慌乱。

    “2013年8月22日”，葛丽永远记住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她激动而又忐忑地和人大附中开始了一场双师教学实验。

    彼时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二中，初一年级共有10个班。学校为了开展和人大附中的实验，专门拿出一个班作为双师班，由葛丽任教。人大附中的教师作为主讲，在北京进行完全没有预演的常规课教学，教学全程现场直播。葛丽则在千里之外的教室内，组织自己的学生通过电子屏幕收看，并和人大附中师生一起，同步完成课堂教学。

    乍接触屏幕，学生感觉新鲜又好奇，上课时的注意力格外集中。当时，葛丽还为此暗自窃喜。所以，和学生一起观看时，葛丽生怕打断学生，只是中途偶尔见缝插针地答疑解惑，不敢与学生交流互动太多。

    可是，几天后学生作业反馈的效果并不理想。尽管课后及时采取了辅导、补救措施，但学生后续上课巩固练习环节很难同步完成，听课明显有些吃力，难以跟上人大附中主讲老师的节奏。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两地学生的能力差异，还是学生不适应……一连串的问号，在葛丽的脑子里出现。

    葛丽一边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一边密切跟踪学生的学习效果，一边反思：人大附中老师的课讲得很有亲和力，课堂气氛也活跃，学生们都很喜欢。但我们的学生能否真正听得懂？这种直播授课方式会不会因进度过快导致我们的学生没能深刻理解？我作为第二课堂教师怎么配合才好……

    最初对这块屏幕心有纠结的，不只是屏幕远端的葛丽。事实上，在人大附中输出课堂教学的这一端，主讲教师们也同样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艰难蜕变。刘蓓是人大附中数学老师，2013年至2015年，她一直从事双师教学工作。2013年9月，起初接触同步直播课时，刘蓓有些焦虑。因为，与传统的课堂完全不同，同步直播课就像“新闻联播”，40分钟的数学课，每个概念的讲解，每道题的分析，课堂上生成的每句话，甚至是每一个字只要脱口而出，就会同时传遍大江南北。

    更让她困惑的是，在课堂上，她既要面对人大附中47名学习起点比较高、反应比较快的学生，又要兼顾屏幕远端第二课堂的成百上千名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

    回忆那段经历，刘蓓感慨不已：“从一道题的讲解，到数学教学安排，再到班主任管理、与学生交流以及家校沟通，每位从事双师教学的老师都面临巨大压力。因为，在毫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谁也无法预知，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新问题！”

    这是一次探求未知的结伴同行。

    对于学生从短暂的兴奋，到完成课后作业的畏难情绪，葛丽都看在眼里。近距离观察一段时间后，她发现，一方面，网络带宽、供电问题等基础设施差异，导致直播课难以保证正常的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在直播课的条件下，第二课堂师生的自主选择权有限，在面对不同的学情时，难以灵活应变。

    实际上，围绕这块屏幕，人大附中和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二中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一边是拥有充足的优质教学资源，一边是虽然对优质教学资源求之若渴但又不能很好利用。于是，葛丽向双师教学项目组及时反馈，一起探求解决之道。

    认识屏幕

    在资源输出端的北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时任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带着刘蓓所在的数学组同事们反复思考：能否让屏幕两端学习基础完全不同的两部分学生都能受益？如何解决远程教学无法兼顾学生差异的弊端，让那些只能“吃一个馒头”的孩子，借助屏幕能得到适合他们的教育，把这“一个馒头”吃好、消化好？

    于是，他们不断尝试调整授课方式、讲课速度和习题难度。为了更好地适应不同地区的学情，刘蓓和同事们试着采用录课的方式，将制作好的PPT、学案一并发给屏幕远端第二课堂的老师们，同时与他们定期开展视频研讨、培训。

    收到PPT、学案，并不意味着第二课堂的教师们照本宣科就行。葛丽以及和她一样处在远端的第二课堂教师们更要探索如何根据学生的学情，“消化”人大附中老师录播的课堂素材，并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选择适当方式开展实地教学。

    和传统课堂不同，在备课环节，葛丽不仅要根据学生实际，准备各种指导素材，还要反复观看人大附中老师发来的PPT、学案，仔细琢磨主讲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标记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设计多种预案——什么时候设问，什么时候铺垫，什么时候增删内容，如何把控师生互动的节奏……

    备课时，葛丽虽把关键的时间段都记了下来，但在自己授课时，要掐准时间点，还是难度不小。葛丽把自己这个小困惑反馈给项目组，项目组不仅对录像进行分段，而且还增加了第二课堂教师控制时间节点、自主分段功能，为屏幕两端的无缝对接提供了保障。

    “从直播向录播的转型，以及相关细节的改进，实现了第二课堂老师能反复调阅录像，反复看资料，大大丰富了他们的备课素材。更重要的是，第二课堂的学生在课堂上如果没听懂，还可以重复回看，直至听懂。”刘蓓说，“经过大量实验后，我们发现，这种方式既减轻了我们在直播课时的紧张感，也能兼顾到学习基础不同的学生。同时，由于课堂可以反复播放，每个细节都会引起大家的格外关注。这就要求我们对每个知识点的讲解，都要经得起推敲。而这，也是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的。”

    2014年，刘蓓的教学生涯迎来了又一次变轨。那时，人大附中承接了北京海淀区一所薄弱学校。为了加强薄弱学校的师资力量，学校把刘蓓调到了这所分校。本以为自己从此与双师教学断开联系，可让刘蓓没想到的是，刘彭芝校长竟果断提出，双师教学的镜头，跟随刘蓓一起转移到这所新接手的薄弱学校。

    资源输出端由人大附中换成一所薄弱学校后，师生如何配合？没有了人大附中优质教育资源作依托，这个课堂在全国播放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刘蓓忐忑不安。

    对此，刘彭芝安慰刘蓓说：“人大附中学生的情况与全国边远地区的生源差异太大，而翠微学校的情况与大多数学校更接近。在这样有代表性的学校上直播课，对听课的师生更有实效。人大附中的老师不仅能教优秀学生，更要能把学习吃力的学生教成优秀。”

    此后，刘蓓不断实践，不断调整授课进度，降低难度。一个学年后，刘蓓发现，增加了许多细节教学的翠微版同步授课更受欢迎，参与听课的学生人数增长了几十倍。同时，这所由人大附中新承接的分校学生们因为成了双师教学课堂的主角，他们都觉得自己是首都学生的代表，所以，信心普遍大增，学习成绩有明显提升。

    事实上，“刘蓓”们的付出之于屏幕远端的师生，是一种信心加持。几乎在每个公开发言的场合，广西上林县三里中学教师覃海礼都会跟人聊聊班上一个孩子的故事。

    这个叫欧丽蓉的小女孩，就是众多被困在山区的留守孩子之一，家住上林县三里镇的龙鳞村古节庄。每回一趟家，她得走两小时山路，但求知的渴望令她风雨无阻。

    2020年疫情期间，覃海礼去家访，目睹了欧丽蓉用手机上网课的情景。只有在楼顶手机才能勉强收到信号，所以她爬到摇摇欲坠的土屋房顶听课，跟着屏幕那边的老师，一起诵读诗词。尽管山区的网络基础设施不好，但欧丽蓉笃信，屏幕那一边，老师讲的内容，是她需要的，也是她此前未曾听过、可以带她走出大山的新鲜知识。

    每次提起这个孩子，覃海礼对双师教学的感情就会增加一分。他觉得，正是这根网线，让山区孩子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山外世界，也让人们看到未来缩短城乡教育差距的一种潜在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