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五年规划的成功实践既为我们加深对规划理论的认识提供了宝贵样本，也为我们提出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提供了重要动力。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实化量化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编制和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计划），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中国奇迹。

    回顾一战以后的世界发展史，许多国家都曾经制定过不同形式的中长期规划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能长期坚持规划制度并保持成功的很少。针对这一现象，国外一些学者对中长期规划提出了诸多质疑，从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到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再到兰德尔·奥图尔的《规划为什么会失败》，都论述了中长期规划从理论上无效的原因。奥图尔在调研了美国的中长期规划后，认为规划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信息问题，即规划编制者收集信息和预测未来的能力是有限和片面的，没有人能够收集到所有信息和数据，并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中对未来进行预测和安排。二是激励问题，即规划编制者和实施者是不同的主体，必然存在委托代理问题。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只是观察到中长期规划在某些国家的失败，就因噎废食，全盘否定规划的作用甚至合法性，这显然无益于我们的实践。

    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哪些因素能带来中长期规划制度的成功？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五年规划的成功实践既为我们加深对规划理论的认识提供了宝贵样本，也为我们提出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提供了重要动力。回顾我国十三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历程，可以总结出规划为什么会成功的五个重要因素。

    科学理论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我国规划科学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五年规划基于经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提出相适应的发展目标、战略重点、实施路径。比如“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符合了当时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六五”计划到“八五”计划的重点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九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不仅关注经济增长，还强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将五年规划定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规划时期内的阶段性部署和安排，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的纲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规划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保障了规划的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当前，我国的五年规划已经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批准、政府编制与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党中央首先提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建议，确定一系列大政方针，决策和统筹各类重要事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五年规划，并依法监督规划实施情况。国务院编制和组织实施五年规划，并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要求强化对其他各类规划的管理，这一机制不断规范化、法制化，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五年一度的传统。

    集思广益的编制过程。“开门编规划”是我国规划制度的重要经验之一。以“十四五”规划编制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党外人士、企业家、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经济社会领域专家、科学家、基层代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同时，“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还首次在网上征求意见，收集到人民群众网上留言100多万条。由此可见，我国的规划编制过程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体现，集思广益的编制过程不仅可以通过收集多方面信息提升规划的编制质量，还有利于广泛凝聚共识，减少规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阻碍。

    广泛动员、实事求是的实施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五年规划的实施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各类主体的“合奏曲”，既能够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提供公共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也能够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市场优势。此外，我国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还建立了动态调整的机制，包括规划中期评估和调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下一年度规划任务的调整、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年规划任务的调整、各地区各行业在自身规划内的创新试验和调整等，以保证规划的实施能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整，科学应对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

    与时俱进的规划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编制五年计划，“一五”到“五五”主要是在探索中前进，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从“六五”到“十五”，我国的规划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和规范，从指令性计划逐步转变为兼具约束性、预期性、指导性的计划，充分发挥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引导市场资源配置、指导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十一五”开始，为了进一步明确规划的本质，“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更注重以约束性指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预期性指标激发市场活力，成为战略性、纲领性、综合性、指导性的科学发展规划。党的十八大以后，规划制度依然在不断完善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党的十九大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等。正因如此，我国的规划制度没有盲从其他国家所谓的“绝对真理”，而是基于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与时俱进地建立了这个时代最为科学的规划制度。

    毛泽东在1955年曾经说过：“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十四五”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制定了纲领性文件。只要我们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规划的美好愿景，一个五年接着一个五年，一步一个脚印，就一定能稳步推进伟大事业，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论述研究”专项课题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