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浙江大学之前，您是大名鼎鼎的气象学家；来到浙江大学之后，您变成了“浙大保姆”。

    这是1949年您60岁大寿的时候，学生送给您的锦旗上面写的四个大字。

    1936年，您临危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当时浙大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您带领浙大发展壮大到7个学院27个学系，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

    在浙大，求贤若渴，是您一贯的风格。

    您曾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教授费巩一度对您不满，曾在教务会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您笑而不语。后来，您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请他做训导处长。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1936年，您在与新生的谈话会上这样问学生。70年后的今天，这“两问”依然值得每一位浙大学子用一生去作答。

    上任伊始，您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以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了基础。您还要求“第一等的教授”必须亲自到教学第一线。

    战火纷飞的岁月，您率领浙大师生举校西迁，途经浙、赣、湘、粤、桂、黔等6省，历时两年多，最终定址遵义和湄潭，并坚持办学7年之久。

    在您的带领下，师生在哪里，浙大就搬到哪里，“图书馆”和“实验室”就用双肩挑到哪里。无论条件如何简陋，您从不耽搁第一时间开堂上课，坚持科学研究。一篇篇高质量的论文在中国的山沟沟中完成，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

    您常说，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走出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科学界精英。

    解放后，您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建立了许多个第一：我国第一个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研究机构、我国第一批研究和治理沙荒的机构、第一批研究冰川和海洋的科研机构。

    1962年6月，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秘书处党支部讨论并通过了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吸收您为中共预备党员。您高兴地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一年，您已是72岁高龄。

    为纪念您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即兴填词一首，“雪里送来炭火，炭红浑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立更生榜样……”

    如今，以您的名字命名的竺可桢学院已成为浙江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的试验田，正为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丰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