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读书亦然。回顾诸多名家大师的读书经验，长枪短剑，南拳北腿，各有各的精彩。郭沫若和郁达夫认为，读书要从目的出发，或为学习而读书，或为创作而读书，或为研究而读书等，目的不同，读法不同；而夏丏尊认为，读书应该视不同类别的书而异，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梁启超、林语堂提倡趣味主义，陈垣、梁实秋则反对读书只凭兴趣，认为要养成苦读的习惯……尽管如此，从名家林林总总的读书经验中，仍可梳理出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启发性的“读书经”，以资借鉴。

    “随便翻翻”

    不少民国名家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可奇怪的是，成人后的他们却承认自己真正的阅读启蒙，大多来自小时候那些漫无目的的“杂览”。周作人在《读书的经验》一文中说：“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古文析义》，只算是学了识字，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后来懂得文章的好坏、思想的是非，是他长期博览古今中外的书籍后“暗中摸索”出来的。

    同样，美学大师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里回忆儿时的阅读，也是在父亲的教导下，读四书、五经、纲鉴、《唐宋八大家文选》等科举应试的“敲门砖”，但他不满足于此，偷偷浏览了大量“闲书”，从《史记》《战国策》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剧，乃至《麻衣相法》等杂七杂八的书，“总之，我幼时头脑所装下的书好比一个灰封尘积的荒货摊，大部分是废铜烂铁，中间也夹杂有几件较名贵的古董。”直到上了大学，朱光潜才开始接触外国作品。然而，正是少时的正规训练和杂览旁收，奠下了朱光潜一生的写作“基因”。

    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涉览，即鲁迅颇为推崇的读书法——“随便翻翻”。鲁迅在一次演讲中希望年轻学子们看书首先要“杂”，他将杂览比作游公园，“随随便便去……所以会觉得有趣”。

    读闲书，除了轻松有趣，还便于打开视野，增进常识，同时读者能从中摸索出读书的门道，发现自己的“趣味”所在。1923年，梁启超为当时《清华周刊》推荐“国学入门”书目时说：“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学者读书尚少时，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为此，他专门推荐了一部分“有趣”的书，“供学者自由翻阅之娱乐”。兴趣是学问的导师。人一旦找到了契合自己的“趣味”，也就遇见了自己的天赋所在，往往会产生浓厚的探究欲望，乐此不疲，成就一番事业。这也是林语堂所称的“自动读书法”。

    今天，人们忙里偷闲之际，喜欢“随手翻翻”手机，上天入地，漫游一番，或刷新闻，或浏览电子书，我以为都算作“杂览”，是一种不错的阅读习惯。

    读“基础书”

    当然，只凭个人兴味而“随意翻翻”的人，或许能成为“无所不通”的杂家，却很难在某一领域成为行家里手。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学者。他晚年总结一生的读书经历时，却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不得法”。他说年轻时求知欲很强，“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到了40岁，一会儿学德语，一会儿学法语，可都不算精通，后来去德国大学学习，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课，相关的参考书，也乱读起来，终究没能在具体某学科有所建树。蔡元培的话固然是自谦，但其中的道理，足以给读书人一个提醒，那就是读书不可泛滥无边，必须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尤贵在“博”的基础上有所“专”。史学大师陈垣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届毕业生谈话中，就要求学生做到博与专的“辩证统一”：“世界上的书多得很，不能都求甚解，但是要在某一专业上有所成就，也一定要有‘必求甚解’的书。”

    可惜，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读书人都没有觉悟到这点，结果是：阅书无数，一事无成。

    读书如何做到“专”？民国大师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兹列举三点：

    一是读“基础书”。随着社会的发展，书籍愈来愈多，单是每年出版的新书就已浩如烟海，某种意义上说，书籍成了读书人的一种负担。朱光潜在《谈读书》中提到，中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不过，书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一生受用不尽”。而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读书万卷，然而真正“留心”的却少得可怜，还由此养成了浮浅虚骄的习气。至于普通读者，不仅贪多嚼不烂，而且四面出击，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在书海中迷失方向，徒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朱光潜建议，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比如浮皮潦草地读许多本谈论希腊哲学的书，不如熟读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来得受益良多。著名学者、作家金克木把类似于《理想国》这样的“原典”称为“基础书”，后世千千万万同类书籍就是从这些为数不多的“基础书”里发源的。

    二是心中有个远景目标。民国著名学者张其昀说：“为学必先立志，自家有主意头脑，方有以自立。”意即读书人须先立个“目标”，然后才能学有所获，仿佛种树先必有根，再经浇水施肥，最后才可能茂盛生长。否则，读书人“以书为主”，势必被书牵着鼻子走，成为“书奴”，这种阅读往往是迷茫的、低效的。在张其昀看来，读书人心里有个清晰目标地读书，即便杂览群书，也能不迷失自己，并能做到“专而不杂，致一而不懈，故得精通”，好像一个雪球，无论滚多远，都能吸住沿途的雪花，让自己越变越大。

    三是“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如果说“心中有个远景目标”是着眼于长远的、宏观的，这里的“中心”就是比较短期的、微观的。在朱光潜看来，这个读书的“中心”或是某个科目，或是某一问题。如果以科目为中心的，就要精选那一科重要典籍，逐部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获得一个概括的全貌的了解，为进一步的高深研究做准备；如果以问题为中心的，心中先有一个着手研究的问题，然后找相关书籍去读。这种“有一个中心”的读书法，其最大优点在于能做到有计划、有系统性，不至于东鳞西爪，事倍功半。当年，胡适知道顾颉刚生活拮据，有意让他标点古书《古今伪书考》，以便多挣点儿稿费。那是一本小书，胡适以为十天半月就可以完成。哪知大半年已过，顾颉刚还毫无动静。原来顾颉刚对古书中的每条引言，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和删节之处等，所做的工作已经远远大于简单的标点。又过了许久，顾颉刚告诉胡适：《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在标点和研究的基础上，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作“辨伪丛刊”。一两年后，顾颉刚再次不满足于自己编辑“辨伪丛刊”的计划，打算自己创作了。后来，果真如胡适判断的那样，顾颉刚成了中国史学界贡献不可限量的大学者。这就是“有一个中心”的读书法所产生的效力。

    “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

    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在父亲的管教下，从小学开始读《近思录》《朱文公全集》《王阳明全集》，他发现这些书之间存在着不少的矛盾，便询问父亲，父亲也无法解答。到了师范学校，遇到博学多闻的单不庵老师，非常敬仰。再后来，接触了胡适、梁启超、顾颉刚等人的观点，又对单老师产生了怀疑，觉得他虽博学却没有自己的见解，单老师就像沙漠的吸水一样，大量地吸收了知识，却不能喷一点点到地面上来。为此，曹聚仁总结出三条“读书经”：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老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体系。

    这三条经验中，“怀疑”是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那么，怎能做到读书有疑？

    首先必须不存成见。顾颉刚在《怎样读书》文中写道：读书，是要借助书籍寻出一条求知的路，而非让书来限制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基于此，顾颉刚提醒读者，读书时不可先存成见，把某一类经典当成标准，而把别的书都通通视为旁门左道。

    其次不能偏食，要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就像喜欢结交与自己“性相近”的朋友一样，很多读者只读跟自己“情投意合”的书，对于那些趣味、观念不相近的书，往往不屑一顾，贬入冷宫。如果单纯为了消遣，这种读法无可厚非，甚至称得上是一种很健康的精神按摩。但从扩大视野、增益智慧看，同质的书读多了，难免出现近亲繁殖的恶果，无异于给自己画地为牢。因此，金克木提出一个主张——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他说，读“异见”书，“可以使自己瞿然一惊，然后以敌人的态度去观察这本书的意见。结果若是自己被人折服，自然是自己原有的见解不对，从此便更进一步；若自己攻破了书中的理论，也就是自己受到了一次论敌的冲锋，无形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这就像习武者，必须经常找高手过招，多挨别人的拳脚，才能获得更快的进步。

    陈寅恪是史学大家，也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博学的人之一。他把“读书贵在质疑”的理念提升到另一层境界。在讲授“晋至唐文化史”这门课时，陈寅恪告诉学生：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获取真实具体的史实，再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总之，读书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的习惯。

    读原书、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自由精神，这是陈寅恪读书、治学的方法，也是他一生为人的根本。把读书、做学问与生命实践融为一体，知行合一，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依然至死无悔，陈寅恪先生堪称读书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