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阻遏贫困代际传递最具成本效益的扶贫路径。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基础阶段和奠基阶段，其扶贫战略对教育脱贫工程整体目标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家庭是学龄前儿童教育的主要构成环境，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实现教育反贫困效应最大化的有效因素。推进建设家庭教育扶贫工程，调动家庭教育主体脱贫的内生动力，是教育扶贫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和标志性成就。

    坚定“学前教育是代际脱贫效应最优化路径”的家庭信念。

    0—6岁是儿童智力、道德、价值观、品质等个人素质能力飞速成长的阶段，为其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儿童关键发育领域的大脑敏感度，如情绪控制、社交技能、语言和计算能力，在生命的前3年达到峰值，早期教育对于儿童大脑发育和重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詹姆斯·赫克曼等著名经济学家关于教育投资回报率的研究证实，早期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是学校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的二至五倍，是收益最大化的教育投资阶段。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0—3岁阶段就开始表现出对儿童发展的重大影响，经济困难儿童在学习能力、语言水平、社会交往和情感发展等方面已显示出劣势并会一直持续，使贫困的代际传递更加持久和牢固。

    经济困难家庭受经济压力、教育水平、社会交往等因素限制，抗贫自省意识和能力薄弱，需要构建全方位多样化通道，帮助家庭教育主体逐步建构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坚定“学前教育是代际脱贫效应最优化路径”的家庭信念，从而形成与儿童良性互动的家庭关系，形成与幼儿社会教育团体和机构的良性合作关系，开启家庭世代脱贫的美好前景。

    创建学前儿童家庭脱贫主体意愿和行为的教育场景。

    0—6岁儿童处于具体形象思维和直观行动思维阶段，决定了教育实施的主要方式是意愿感知和行为体验，教育实施的主要特点是生活随机性和渗透性。

    因此，家庭成员强烈的自立、自强、自律、自省脱贫意愿，以及积极进取、勤奋自勉、追求进步、善于学习的脱贫行为倾向，正是儿童成长趋于良性发展潜移默化而又最有力、有效的教育场景。“寒门贵子”现象背后一般存在具有反贫积极意识和行为的家庭养育者，家庭一般展现出强劲的内部建设能力，如“体谅父母的辛苦、坚强面对困难、感恩回报、态度积极”等家庭心理动力和脱贫技能培养的主动倾向。经济困难家庭成员经济脱贫意识的树立、技能的提升、行为的彰显，正是扶贫事业中扶志扶智的内力因素，是激发子女脱贫内生动力、阻抑代际“返贫困”、实施学前教育扶贫干预的有力措施。

    构筑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扶贫行为指标体系。

    0—6岁儿童教育不仅需要养育者“言传身教”的意愿和行为影响，更需要养育者科学积极的照护行为，使儿童在身体成长、大脑发育、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期获得事半功倍的进步。研究表明，儿童早期科学的养育照护行为和亲子互动，能有效提高儿童健康、运动、认知发展指数，增加亲社会行为和同理心，减少儿童行为障碍、心理抑郁的发生。

    因此，要构筑针对学前经济困难儿童家庭教育行为指标体系，帮助家庭养育者认知和明确教育的具体行为指征，以达成家庭自觉随机渗透的早期教育效果。该行为指标体系需要专注于非贫困因素的行为指征，可以分为接纳性行为、互动反应行为、教育设施提供行为和家庭组织行为等维度。接纳性行为指对儿童的自然成长状态表示尊重和接纳的行为，如不禁止儿童玩“脏乱”的游戏，不责骂儿童“乱画”，不限制儿童想象性的“胡说八道”。互动反应行为指养育者对儿童的言行进行积极回应，如认真回答儿童的问题，拥抱和亲吻儿童，经常表扬儿童。教育设施提供行为指为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玩具和书籍，如提供角色扮演的玩偶，提供有文字和音乐的玩具，提供至少10本书。家庭组织行为指组织家庭成员与儿童共同参与活动，如与父母共同吃饭，有规律地带儿童户外运动，给儿童唱儿歌、读故事等。

    建设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扶贫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项目体系。

    经济困难家庭除了具有普遍性特征，更具有贫困的异质性和特殊性，国家精准扶贫和脱贫更强调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治理。因此，学前经济困难儿童家庭教育扶贫在实施普遍性项目的同时，需要借助政府与民间力量，针对家庭更直接和详细的贫困特征，开发建设特殊儿童家庭教育扶贫项目，如女性儿童、单亲家庭儿童、留守儿童、残疾儿童、语言障碍儿童、祖辈抚养儿童等，以适应贫困的动态变化性，形成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项目体系，全方位推进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扶贫事业。

    （作者系北京开放大学副教授，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儿童空间范畴表达发展的跨语言研究”[16YYB013]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