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史记》的原因很简单，为了给女儿讲故事。

    女儿小的时候，总缠着我给她讲故事。童话、神话、寓言讲来讲去便黔驴技穷了，于是去《史记》里找故事，现学现卖。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初中，不需要讲故事了，但我还在读，并试着用《史记》原文给她讲人物。周末，我讲，她听，兴致勃勃，这也算是家庭的一件乐事。

    《史记》在中国史学与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有人统计，书中记录的人物就有四千多个，形象鲜活的人物就有一百多个。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一部《史记》就记录了三千年。如果说《左传》是以叙事为中心的典范，那么《史记》就是写人为中心的顶峰。正如韩兆琦先生所言：“司马迁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读史、读人、读故事，一部五十二万多字文言文里全有了。

    起初，读《史记》只是为了找故事，选择孩子熟悉的“将相和”“完璧归赵”“毛遂自荐”“围魏救赵”“荆轲刺秦王”等史记故事与孩子边读原文，边演绎故事。这样下来，列传部分基本浏览了一遍，对于经典的本纪如《高祖本纪》《项羽本纪》也多次翻阅。

    在孩子升入初中后，自己有了一些空闲时间，便计划把《史记》精读一遍。我仍从最经典的七十篇列传入手，用一种最笨的方式——手抄、通译加书评。

    买来一摞学生练字的牛皮面的米字格本，找来一支好钢笔，选了一种好墨水，每周“攻”一篇传记，这里的“攻”包括正楷抄写，通读注释，能通顺朗读原文，品味作者的选材、谋篇、用词、评述之美。最后，还要尽力写一篇粗浅传记书评。这样边抄、边读、边译、边写，进度很慢，但我喜欢这种慢阅读。甚至，为了接近原文，我把现代的横向书写改为古文的竖向书写，把标点有意弱化或隐去，以此来品味古文的句读之美。

    “攻”史记不仅要有态度，还需要必备的工具。我手边有若干种不同时期、不同出版社的版本。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繁体竖排十卷本，每册很小，古香古色，我只要外出，都要带上一册。我平时抄书用的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字注音全本。字硕大，有拼音，看得清楚，适合朗读。还有就是岳麓书社韩兆琦先生评注的三卷本。注释完整，篇尾有总评，是一部很好的本子。当然，研究《史记》的人很多，也出版了很多研究的书籍，这些都可以选择一些作为辅助阅读的资料用书，比如日本山崎正的《〈史记〉人物四十五讲》、宫崎市定的《宫崎市定解读〈史记〉》、韩兆琦的《〈史记〉精讲》《〈史记〉讲座》、吴淑惠的《〈史记〉论析六章》、严安政的《〈史记〉大事年表》等。

    之所以用这种费力费时的方式去阅读此书，是因为我没有把它当作纯粹的历史或文学来阅读，而是把它当作“语文书”“历史书”“文学书”甚至是“中国人文史”来读的。

    教师的阅读,出于工作的需要，应该精读一些代表性的教育经典，通读一些学科类的代表著作，这些都是教师专业发展底色的书籍。但，我也更主张教师应该精读或读通一两部影响中国人精神发育的经典之作。近些年，我在阅读上很乱，甚至把百部近代人物传记作为去年的阅读功课。但我有一个基本阅读定位，就是我读任何一部书极少把它以图书分类的标准严格划分。任何一部书，对我来说，都是不断构建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会影响我的世界观与教育观。比如阅读《李宗仁回忆录》，我把它看作一部中华民国的微缩史，从中可以看到民国中的中国。我读《史记》也是如此，我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篇篇独立的人物传记，而是通过它看到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大帝的历史长河中，那千百个向往自由的读书人，他们纵横于中原诸侯之间，为自己、为国家、为理想的坎坷经历与社会百态。他们中间的很多观点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如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他们个个胸怀天下，侃侃而谈。他们中间或为保命而弃家，或为理想而革新，或为强国而征战，或为宣道而辛劳。这些人物，或立德建功，或拓边固国，或言传天下，或遗憾终身。这些人物，无论大小，都意气风发，包含着一种向上的精神。小国不屈服，智者出谋，勇者出力。大国难独行，忠臣劝慰，弱国合纵。

    我读《史记》的目的很单纯，没有他人的指点，完全信马由缰，但我有兴趣去啃读它，去分享它，这也算是一种读书之乐吧。

    （作者系河南省济源示范区教育体育局名师培养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