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3日上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冀医疗队完成抗疫任务，64名医护人员乘坐高铁返回家乡。人民视觉 供图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特别报道

    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育才造士，国之根本。千秋基业，人才为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教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革命战争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培育了一代代追梦人。

    翻阅中国教育的百年发展史，教育始终站在时代的船头，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从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伟大的抗战服务，到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培养各层次的劳动力，再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服务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历史伟业。

    为民族独立服务

    “地主住洋房，我们晒太阳，豪绅吃猪肉，我们没衣裳，军阀娶姨娘，我们上战场，如要求解放，杀他个精光。”20世纪30年代初期，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编撰的“教材”——《工农读本》，通俗易懂且充满了革命启蒙的意味。

    “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抗战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教育作为宣传、动员和教育民众的重要方式，以教育来推动革命斗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巧利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农教育、干部教育、青年教育在全国呈星火燎原之势。邓中夏在北方兴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南方有粤汉铁路、水口山等工人学校；彭湃在广东海丰建立了农民学校，湖南长沙有农村教育补习班；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学、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则重点开展干部教育。

    在刘巧利看来，当时的教育与群众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群众参与工农运动的过程就是接受教育的过程。通过教育，劳动群众逐步摆脱旧的传统观念，打碎统治阶级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逐步接受了进步思想和革命思想。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相继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目前的教育任务》等文件，并成立了一系列学校，明确了苏区教育的目标是启发劳苦大众的觉悟，支援苏区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的建设。

    那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开荒种菜，不仅做到了蔬菜自给有余，并将节省的粮食支援前线。在红军大学，师生共建校舍，开办畜牧场、碾坊、园圃，从事农副业生产，等等。

    “苏区教育从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坚持教育的政治化、生产化、平民化和军事化，开辟了工农群众受教育、学文化的新天地。”刘巧利说。

    1936年，经过艰苦的长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抗日的教育政策是，“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

    自此，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始大办学校和培训班。有培养干部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有进行战争技术教育的，如地雷、地道、简易医护、防空、防毒等培训班；还有进行生产技术教育的，如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等；以及培养军政翻译人才的延安外国语学校等。

    其中，冬学是最受欢迎、最普遍、最广泛的一种成人教育形式。自抗战起，利用农闲时间，以识字、政治教育为主，辅之以文化教育、生产知识教育和时政教育的大规模冬学运动，在各根据地蓬勃发展。

    “抗日战争是大家的事，抗日战争非打不可、不抗日活不成，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抗战初期，晋西北行署教育处编写《冬学政治课讲授大纲》，每周一次开展政治常识讲课，启发群众的民族意识，宣传持久战的理念。面对严酷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识字课本中特地编了《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当心敌人放毒》《反法西斯课本》等内容。

    “这些教材和课程都具有政治性、实用性和通俗性的特点，对于启发农民群众的抗战意识，使之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抗日支前和根据地建设工作，增强农民群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意志和信心，有重要教育作用。”刘巧利说。

    从1937年到新中国成立，各根据地每年都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冬学运动，通过各种形式的扫盲、启蒙教育，受教育者数以百万，广大农民提高了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今天的北京学院路，绿树成荫，人潮涌动。道路两侧，矗立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曾经的“八大学院”。校名所包涵的农、林、地、矿、油、航空、医学等字样，透露出学校的不凡出身和辉煌历史。

    历史回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战争蹂躏，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那时，北京街头的汽车没有一辆是中国产的，全国的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

    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而旧有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教育体系与建立独立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的需要极不适应。

    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只有11.7万人，分布在200余所高校中，平均每校学生只有500余人。各类高校中，高等工业学校和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共有33所，工科在校生仅为3万人左右。全国在校研究生仅629人，其中工科在校生只有94人。

    “高等学校规模小，毕业生数量极其有限。高校的类型结构不合理，文科比重大，工、农、医、师比重小。层次上，研究生教育十分薄弱。”刘巧利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能力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求。

    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随后，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1950年召开。会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密切配合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必须很好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首先是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培养急需人才。

    1952年，教育部进行了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除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综合大学外，全国高等院校被拆拼重组成为各科专业学院，“八大学院”应运而生。

    经调整，到1957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9所，其中综合大学17所，工业院校44所，师范院校58所，医药院校37所，农林院校31所。专业方面，工科、师范科等比重大幅上升。在校生也由1953年的21.2万人增至44.1万人。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毕业后投身艰苦行业，奔赴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

    新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如火如荼，机械、建筑、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发展，尤其需要大量的初级和中级技术工人。

    与此同时，教育向工农开门。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中国各地创办了大量的工农文化补习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并在高校开办工农业余补习班、函授班、夜大；分专业大批举办中等技术学校，培养工农出身的中级技术干部，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

    1950至1955年间，3.6万多名工农干部、劳动模范、产业工人得益于此，受到了比较正规的教育，有的还上了大学。

    “工农速成中学主要是培育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使其成为各种高级专门人才。他们是建设新中国的坚强骨干，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刘巧利说。

    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1977年，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康克军21岁，那时他是河北省张家口市邮电局的一名工人。生活仿佛早就规划好了：再过一年就出徒，两年后达到人生的“顶点”——二级工，每月挣36元，一直到老……同年10月《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湖面：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办法……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重拾书本。当年，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27.3万人。

    在这次高考中，康克军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命运从此改变。

    “恢复高考，国家不仅加速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对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恢复工作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刘巧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