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是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俞宁的一部忆人散文集。这本书具有一种很难说透的吸引力，书中每个人物都有一种特别的气息，放下书本，情绪仍为之萦回不已。

    作者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俞敏先生（字叔迟）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叔迟先生因特殊原因无法时时管教小儿子（即作者），于是就请同事兼挚友启功先生（字元白）帮忙代管，作者因此走进启先生的家。启先生成了作者亲切的“启大爷”，大爷与父亲是作者少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位领路人，他们像是一对默契的搭档，时常用“挤对”的方式“捉弄”（教育）孩子，锻炼孩子的情志。

    书中有数篇文章记述作者与启先生夫妇一起生活的点滴琐事。有一次，启先生带着作者去琉璃厂探望书画装裱老师傅李孟东先生，他们大人说话，作者从旁听出李先生口音，忽然没头没脑地问李先生是河北哪儿人，启先生赶忙道歉，说这孩子没规矩。启先生与友朋之间的交往既有深厚的礼节涵养，又能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修养和韵度。1973年，启先生家的房屋受到阴雨侵袭，墙体变形，启先生以诗自嘲：“东墙受雨朝西鼓，我床正在墙之肚。”与启先生一同在中华书局共事标点“二十四史与《清史稿》”的唐长孺先生读到这首诗后，就来探望启先生。唐先生到来之前，作者把椅子安放在靠近西墙的安全之地，唐先生进屋却特意将椅子挪到那危险的东墙附近坐下。作者很困惑，唐先生走后，他就请教启先生个中原因。启先生说，唐先生“亲自来看望并故意坐在危墙之下，以表达与朋友共患难的意思”。这真是两位先生之间无言的默契，不仅是情感上的默契，也是文化气韵上的默契。

    启先生、俞叔迟先生之间也存在文化思想上的默契。缘于这种默契，他们在教育作者的事情上经常一唱一和。例如作者为了逃离父亲与启大爷的影响，在考大学时选择了远离中文的英文系，工作两年后又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这样就更加远离父亲与启大爷的专业。去北外上学不久，作者几乎在同一天收到两位长辈的礼物，启大爷赠送的是周振甫著《文心雕龙注释》，父亲送的是杨明照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两份几乎相同的礼物其实是一份“无言的教诲”。

    启大爷的教导方式比较随和温暖，作者常年受启大爷濡染，启大爷不知不觉便成了他心中的“角色榜样”，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他父亲。与启大爷相比，父亲似乎有些“疏离感”，这也是为什么作者称父亲是“师傅”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仍能明显感受到作者备受其父的影响。叔迟先生的身教通常比较温和，言教有时候则非常严厉，这集中体现于1985年作者出国留学前叔迟先生提出的“约法三章”中，即选择学习英美文学就得坚持到底，实在有困难，也不能在国外转行学汉学、不能转行学中西比较文学、不能对着洋人讲中国学（糊弄事儿）。这“三章”也是叔迟先生与启先生商量好的，一则告诫作者要硬气，二则也要保住父一辈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尊严。这“三章”作者坚守了三十多年。作者虽然在国外生活了三十多年，但因父亲教诲的持续影响而形成了清晰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与启大爷的“角色榜样”又共同构筑了作者的家国记忆和文化记忆。

    叔迟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他所生活的家属院自然也是知识分子荟萃之地，所以邻里生活，作者耳闻目睹，打小就熟悉，比如著名史学家柴青峰先生的一些经历，比如包老伯包天池先生的一些事情——包先生是生物学家，但他却出人意料地与还是毛头小子的作者谈诗歌、谈莎剧，开导作者，作者后来成为英语文学教授，研习前沿的文学理论，才蓦然体会到包老伯当年的认识有着惊人的深刻性。邻居中的神奇人物还有教育学家陈友松先生，作者1978年报考北航英文系时，为了应付口试，求教楼下邻居陈友松先生，彼时眼睛已盲的陈先生给他准备了二十句话，说“记住了就能通过口试”，结果考试问了十几句，真的都在这二十句中。料事如神，莫此为甚！

    作者在上大学之前，还在北京市西城区房管所当了几年学徒。在房管所，他成了瓦匠师傅曹士元先生的徒弟，同时也受董师傅的教诲。这两位人物堪为“俗世奇人”的杰出代表，“曹师傅瘦小、机灵，干活儿使巧劲儿，活儿干出来，看着就飘飕、俏皮。”不用说，是“把式干活”，相当优雅；董师傅大气磅礴，粗枝大叶，尽显威猛。这两位师傅看上去作风质朴，不拘小节，但是当他们说：“师兄弟之间打打闹闹骂个人可以，但不许带脏字儿。谁要是带了脏字儿，出去别说是我徒弟！”你就知道，他们在做人方面是毫不含糊的。他们虽然不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人格修养绝不亚于高级知识分子。

    作者在青少年时代备受长辈们的关爱与提携，在家有父母、大爷和左右紧邻；在外，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师傅”，在房管所学徒时有曹、董两位师傅，大学时代有吴谷茗老师，研究生时代有周珏良先生。这些长辈像是生活长途中的驿站，当作者到站盘桓时，他们就滋润其成长。因此，作者特别感念他们，每当午夜梦回时，常常追怀不已。这些文章就是那些片段的温暖记忆，这些人物既培养了作者的文化质感，也是作者回望家园时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