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返乡就业的新锐群体，小镇青年一面活跃在“云端”，以网络文化新力量的形象成为小镇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重要纽带，另一面扎根故乡，以留守者的身份成为致力于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然而，城镇“空心化”带来的小镇青年力量薄弱、城乡观念碰撞带来的小镇青年社会认同感低、城乡之间技术差距带来的数字鸿沟等现实困境，恰恰反映了小镇青年“活跃”与“默默无闻”之间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从而造就了他们的困境与守望。究其根本，始终是人与文的互化问题，而从教育的角度加以化解无疑有着独特意义。

    以小镇之“文”化“人”，教育要走本土文化发展之路，以文化认同推动对小镇青年的社会认同。小镇青年返乡就业、致力于乡村振兴，源于他们对于故土的眷恋与热爱，实质上是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是小镇青年生于斯、长于斯，铭刻乡土文化印记的自然结果。小镇青年力量的持续壮大，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教育推动本土文化认同不断提升的现实，但城镇“空心化”同样也表明对于本土文化认同而言，教育依然任重道远。

    以小镇之“文”化“人”，有必要讲好乡土文化故事，与时俱进，以现代转化的方式供给高品质的文化内容。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其精神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置身于现代社会，以现代科技文明的方式更加深度地发掘乡土文化的美学价值与社会发展价值，有助于推进乡土文化高品质地进学校、进课程、进课堂，增加全体国民的文化自信，使学校教育成为小镇青年的孵化器，在文化认同的意义上助力乡村振兴。

    以小镇青年“化”小镇之地，需要创造机遇，助力小镇青年“新乡贤”身份的价值实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贤可以理解为“绅士”与“乡土”相结合的特殊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文件多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牵动“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的热情。小镇青年既有对乡土文化的内在认同与参与小镇建设的主观意愿，又掌握现代知识、引领先进文化，有可能成为活跃在小镇之中的“新乡贤”。他们不仅是乡村经济振兴、文化振兴的直接参与者，也是乡村学校教育和产业人才培育的内在推动力量。这一力量从可能性走向现实性，需要创造机遇、搭建平台、创新机制。这一方面固然是通过乡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的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小镇青年返乡，不断壮大作为乡村和城镇文化力量的“新乡贤”的群体规模，从而更好发挥这一文化群体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则是构建学校教育与乡村生活之间的联动机制，以及现代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之间的互动机制，为小镇青年创造发挥才能的机遇。其中，既包括以乡村生活为蓝本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创建，又包括面向现代人的乡土文化学堂的设立，为小镇青年反哺乡村教育提供舞台与机遇。

    教育促进小镇与青年“互化”，核心在于主体觉醒，在乡村教育中找寻乡村的价值。小镇青年返乡既有守望乡土的理想情怀，又是脚踏实地的生存法则。他们从小镇走出，那种关注城市、向往城市的乡村教育曾真实地赋予了他们在一、二线城市中生存的文化资本，但在城市中生活也会面临着艰难困境，从而使他们作出了返乡的选择。这种多少有些无奈的回流提示我们，如果教育不必再以城市作为基本价值取向，乡村教育应该如何定位自身对于乡村少年与乡村儿童的价值和意义，又该如何彰显乡村社会所固有的、为城市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从而实现乡村人的文化自觉与主体觉醒，这些问题理应成为乡村教育思考的重要起点。

    为此，更多地立足于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自身，以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自然、生态及传统的价值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乡村及乡村教育的意义，使教育的基本模式更加适宜乡村教育，使教育政策能真正地向乡村教育倾斜，使教育的价值追求更能彰显对于乡村人的文化觉醒，而不是作为乡村的“我们”永远在眺望、追逐作为城市的“他们”，从而在对自身的遗忘中失却固有优势。

    小镇青年作为既心怀乡愁又面向未来的新兴群体，其影响日甚的意义可能更在于提示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作单向度选择的教育之窘迫。事实上，抛开教育外在的种种追求，从个体成人的角度来考量，一种好的教育必然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交互中发生的，毕竟每个个体都是从历史文化中走向未来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时间向度上曾有漫长农业文明历程、在空间向度上依然有较大比重“三农”的国度而言，传统与现代的交互自然内在包含了城市与乡村的互构。对乡村教育而言，它不仅意味着在坚守中寻求开放，更意味着在自身的独特性中找寻教育的普遍意义。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乡村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