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种意义的追寻
最近,无意中得知高尔泰先生三部作品面世,分别是《艺术的觉醒》《回归,还是出发?》《美是自由的象征》,赶紧订购,孰料赶上假期,邮路极慢,直到近日才陆续收到。
三本书多是高先生旧日文字,《艺术的觉醒》谈哲学,《回归,还是出发?》落脚在文学与艺术,《美是自由的象征》讲的是美学。此三册学术与评论面世之时,我年纪尚小未能读到,隔了这么久,能有一套定本重版,雅洁的文字,智性的逻辑追求,热情的现世关注,实在不错。
先挑了《回归,还是出发?》一册,开篇《屈子何由泽畔来?》(1986年)虽是近四十年前的文字,读来仍感慷慨、浩荡,能引发很多现实思考。前一篇,高先生联系屈原的作品,讲华夏文化与楚国固有民族文化之异同,由此把握不同文化之下形成的个体人格与思维方式,往下就分析这样的异同带来对诗歌和文学的影响,并且,先生之文并未停留在文学与艺术,更由屈子之自沉,分析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回应前人诸多论辩,又在此生发开来,谈论诗人的命运与表现、诗歌的不同价值追求。在这样一篇又似评论又似随笔的长篇文字里,能看到一个极其鲜明的屈子形象及其源头,用高先生自己的话:“若问那株悬崖上的树的形式是谁造成的,那就应当说是树木本身的生命力、悬崖的压力和狂风暴雨的摧残共同造成的。”
哪怕是写评论,高尔泰先生文字,多的是壮怀激烈,多的是现实思考,笔力雄健,不拘于时,书中《文学可以是商品吗?》《话到沧桑句便工》《文学与启蒙》,都是多年前的对话、访谈与论说,但放在今天毫无过时之感。先生总是从切身感受出发,人性相通,扎根于大地的感受,是任何人都能感应的,于是这样的文字最终能立于时间之河,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高先生在《文学与启蒙》结尾有一段精彩答辩,“能不能是一个问题,想不想是另一个问题”,他是讲作家要有同情心,要有自我意识。联想到自身教育教学也是这个道理,工作之中,做多做少是一回事,愿不愿做、有没有做是另一回事——对学生好的事情,做,总比不做好。由此想到手头正在翻阅的徐莉老师《童书里的教育学》一书,这本书可以看作徐莉老师对儿童教育的“想”与“做”,对儿童的同情心。
简单说,这本书就是借着童书故事讲教育,“故事知道怎么办”,徐老师在书里给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讲故事,帮助大人与孩子建立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关系。她用《尼尔森老师不见了!》来讲“大人要为关系质量承担全部责任”,也提出了建立良好关系的策略;用《图书馆狮子》来讲“与孩子共建规则”;用《幸福来临时》分析儿童的问题行为背后,也有着隐藏的“积极的力量”;等等。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故事并不仅仅是徐老师的分析工具,只是为了提出一个结论,而是借着故事,提出了一种教育框架,借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对可能的教育过程进行了探讨,这些方面是最为精彩的。
很多老师都熟知绘本《大卫,不可以》,在徐老师眼里,这部经典正是提示“大人要无条件接受孩子当下的一切”,问题是,这句话讲出来简直令人生畏,是这样吗?做得到吗?徐老师用故事里大卫的表现,回答了这些问题,“无条件”“接受”“孩子”“当下”,这些关键词就是密钥一把,她一一分析,将结论化作思考过程,让大人明白,“教育从业者即使看不到成果,也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并从中感受喜悦和生命的价值”。这样的觉醒与领悟,应该是那些经典童书,带给教育人的最澄澈的教育学吧?
阅读带来思考,思考引发行动,手边正读的这两本,一文学一教育,一深沉一灵动,一远一近,一旧一新,作为同一种意义的追寻,却又无分今古,无分学科,“回归,还是出发”?或许,对教育而言,回归,就是出发,向着自身,向着未来,想可想之事,行可为之举;出发,亦须回归,回到教育的初心,回到学习的原点,回到儿童的成长。
(作者系深圳市龙华区和平实验小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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