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的光辉历程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史中有着重要意义，它的创立和抗日救亡有着密切关系。在当时，叙事性绘画作为宣传、教育与激励的艺术载体，发挥了重要的思想传播作用，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延安鲁艺到东北鲁艺，作为生活与时代精神的解读者，鲁艺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关注历史，在艺术实践中勇于创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鲁艺传统和鲁艺特色的叙事性绘画作品。

    延安鲁艺：艺术的大众化与艺术的民族化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图像对宣传的直观性作用，叙事性绘画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鲁艺的绘画创作，极大地提高了叙事性绘画的宣传与教化功能，使其上升到了大众传媒的高度，对普及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和鼓舞全民的抗日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全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和延安文艺思想的主要方向，阐述了“艺术大众化”的内涵就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并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诸多问题，为鲁艺工作者指明了艺术创作的道路和方向。在解放区和敌后艰苦的条件下，鲁艺的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深入民间，将生产劳动作为实践课堂，以抗日爱国和老百姓的生活为叙事主题。叙事内容上既有人民群众和鲁艺师生们的日常生活和大生产运动的场景，也有符合年俗特有的节日情境，还有我军战斗杀敌时的场面，更有融入抗战主题的图文宣传，充分地体现了在艺术题材上的“大众化”。由于版画制作较为方便和可大量复制的特性，木刻版画成为延安鲁艺最主要的艺术形式。比如王式廓的木刻版画《改造二流子》，刻画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改造“二流子”的典型场景，起到了移风易俗和思想改造的社会教育作用。著名的作品还有：木刻《延安鲁艺校景》《饮》（力群）、《开荒》（王式廓）、《儿童团检查路条》（罗工柳）、《减租会》（古元）等，木刻连环画《民兵的故事》（彦涵）等等。

    延安鲁艺比较清晰的文艺特征，一是关注现实，为人民服务，表达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叙事方式，并呈现出“艺术民族化”的倾向。以木刻版画为例。鲁艺师生们在左翼木刻版画（上世纪30年代，特别是德国的柯勒惠支、梅斐尔德，比利时的麦绥莱勒等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因鲁迅先生的大力推广受到左翼美术团体的喜爱）的基础上，“吸收我国木版年画以线为主的传统形式，逐渐求得新的发展”（古元语），加之传统套色木版年画颜色鲜艳，符合老百姓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从而创造出了许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民族形式的艺术作品。如曾任东北美术专科学校（鲁迅美术学院前身）副校长张晓非的木版年画《识一千字》，其装饰性的饱满构图，鲜明的民族风格，鲜而不艳的设色，“有健康朴素之美”，是对民间艺术吸收和运用的典范。在积极探索艺术“民族化”的过程中，将木版年画和剪纸、门神、挂浪、牛印等民间美术形式相结合，也是鲁艺工作者向传统学习的结果，从而在语言方式上更加贴近人民群众。

    由此可见，延安鲁艺的叙事性绘画自觉地追求艺术的“大众化”和艺术的“民族化”，以平实、素朴、鲜明、有力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传递出真挚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充满活力的生命气息，形成了全新的、更具民族审美趣味和时代特征的延安鲁艺艺术风格，同时也昭示着新中国东北鲁艺叙事性绘画的未来走向。

    东北鲁艺：时代的文艺与生活的礼赞

    中国绘画有着悠久的叙事性传统，西晋陆机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叙事性绘画表现出文学叙述和视觉语言相融合的特性。从历史的层面上看，叙事性绘画是展现时代思想情感与审美意识最为直接的载体。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东北鲁艺延续了延安时期叙事性绘画特征：一是关注现实，坚持深入生活，表现生活，生活实践始终摆在教学和创作的第一位。鲁艺在鞍钢、沈阳郊区、辽南农村长期设有写生基地。当时的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感到鲁艺是一个新型学校，具有先进的文艺理念，派侯一民、李天祥到鲁艺，下乡、下厂了解和学习鲁艺的创作方法和思路；二是古今中外的艺术语言皆为我所用，以表现手法上的兼容并包和浓郁的时代气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这是从延安鲁艺到东北鲁艺在叙事性绘画创作上的最大特点，是文本叙事和图像叙事两种不同表意媒介在绘画形式上的高度契合，也是鲁艺在全国各大美院之中的立身之本。

    作为新文艺的代言人，东北鲁艺的艺术家们满怀着新时代的创作激情，坚持“二为”和“双百”方针，在叙事主题上紧随时代潮流：关注革命历史题材，描绘伟大的民族精神；关注现实生活，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在那个历史时期，以宏大叙事为主题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思想观念的绘画构成了东北鲁艺创作的经典意识。国画：王盛烈的《八女投江》，许勇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群众歌手》，王绪阳的《黄巢起义军入长安》《运河上》，贲庆余的《瓦岗军开仓分粮》；版画：路坦的《高玉宝》；连环画：路坦、王绪阳、贲庆余等的《童工》，王绪阳、贲庆余的《我要读书》……提起东北鲁艺，这些经典叙事性绘画至今依然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东北鲁艺在新中国成立后达到了叙事性绘画创作的鼎盛时期。

    在叙事方式上，东北鲁艺遵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原则，强调艺术表达的思想理念要能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在艺术语言的层面讲究叙事方法和叙事策略，并逐步走向自觉。王盛烈先生的《八女投江》堪称近代叙事性中国画的巅峰之作，画面敏锐地抓住了纪念碑似的特质题材和东北抗战史上的高光时刻，具有叙事性绘画瞬间性、戏剧性、情节性的典型元素，在表现手法上进行了中西融合的探索，将西方写实造型、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传统水墨画技法杂糅在一起，以细腻入微的刻画和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彰显了叙事性绘画感人至深的写实力量。《瓦岗军开仓分粮》中既写实又写意、既现实又浪漫的表现手法；《黄巢起义军入长安》中运用的传统艺术长卷式构图与工笔淡彩和工笔重彩的设色；《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写实因素和民间年画勾线填色、永乐宫壁画的结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绪阳、贲庆余的连环画《我要读书》，凝重的线条和阴郁的黑白对比，强化了悲怆的主题和饱含文学叙事精神的写实主义传统。《我要读书》运用国画和版画相结合的手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连环画风格，并在首届全国连环画大展上获得一等奖，使得连环画这种最具叙事性的绘画方式上升到了学院艺术创作的高度，成为堪与国版油雕专业比肩的画种，并且由于它传播的广泛性和对于各画种的兼容性特点，一时间成为了鲁艺师生们竞相采用的创作手段。

    “艺术中的自我与民族、国家、社会的需要和责任是息息相关的”（原鲁迅美术学院院长韦尔申语）。鲁迅美术学院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延安鲁艺和东北鲁艺的叙事性绘画传统，创作出如国画《耕者》《生民》、连环画《白求恩在中国》《人到中年》《嘎达梅林》《可爱的中国》《靖宇不死》、油画《吉祥蒙古》等一大批体现民族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叙事性绘画精品，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多了许多温暖的气息和心灵的叙事，展现了生活与时代精神的多重维度。

    如上所述，从鲁艺的历史发展脉络看，其绘画创作有着强大的叙事性传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鲁艺始终站在现实的大地上，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现实的、现世的、朴素的艺术精神，直面生活，反映时代精神，走出了一条为人民服务的文艺道路。

    （作者系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