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论文（1945-1980）选及评注》一书中写道：“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taste，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它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反过来又决定他的贡献。”

    物理学之美一直引导着杨振宁。70年代的时候，杨振宁了解了美妙的陈氏级，写了一首诗《赞陈氏级》：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浑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

    “掀开伊西斯的面纱”

    1949年，在费米和导师特勒的推荐下，杨振宁来到了奥本海默担任所长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并在此度过了学术的黄金17年。

    1952年12月，杨振宁受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稳相加速器部主任柯林斯的邀请，做一年访问学者。彼时，实验室有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1953年至1954年，杨振宁在此做了一系列关于多重介子产生的实验。

    在此期间，杨振宁与同实验室的米尔斯合作，写出了《同位旋守恒和一个推广的规范不变性》《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在文章中提出了新的场论，即杨—米尔斯场论。从此，规范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杨振宁是一位才华横溢又非常慷慨引导别人的学者，我们不仅共用一个办公室，杨振宁还让我共用了他的思想。”1984年，在庆祝杨—米尔斯场论发表30周年纪念会上，米尔斯重申。

    如果用“伟大”去丈量一个物理学家的成就，毫无疑问，杨振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著名华裔物理学家郑洪这样解释：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头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奖。

    诺贝尔金质奖章上，自然女神伊西斯立在中央，她手中拿着丰饶之角。右边是科学女神，一手正掀开伊西斯的面纱。在西方文化中，“掀开伊西斯的面纱”一词指待破解神秘现象，而获奖者就是掀开神秘面纱的科学家们。

    1956年以前，宇称守恒定律与能量、动量等守恒定律一样，被看成是一条普适的规律。尽管物理学界也有不少科学家对此提出了疑问，但是都没有突破“原理”的桎梏，此时，杨振宁和李政道站了出来。

    1951年，两人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就开始了合作，到1956年宇称守恒定律引起讨论时，两人花了大量时间计算并讨论，发表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在物理学界引发轩然大波。

    1956年6月，李政道找了吴健雄做β衰变实验以验证宇称是否守恒。而当时，吴健雄已经是β衰变物理实验中最权威的学者。由她来做实验的消息传出，在物理学界引发了大量关注和讨论。然而，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就成功证明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守恒。

    20世纪50年代，三位华裔物理学家解决了一个“物理学理论根本结构”的问题，使人们的根本认识发生了“一次伟大的解放”。

    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音乐厅出席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消息传回国内，杨武之兴奋极了：“不要小看中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深远意义，这件事至少使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打掉了自卑感，从心理上敢同西方人一争长短了”。

    留得生前身后名

    1971年是杨振宁人生的另一个转折。尽管此前，他已在瑞士等地多次见过家人，但是因为他大科学家的身份和中美冷战等原因，解放后他还未能踏足祖国的土地。

    而上世纪70年代随着乒乓外交和尼克松宣布放松对中国贸易的禁令，杨振宁感到“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1971年7月的夏天，从纽约到巴黎，一路经过雅典、开罗等地，最终杨振宁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

    这次回国，杨振宁除了看望父母，还访问了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在北京见到了自己儿时的好友邓稼先、西南联大的同窗黄昆，拜访了老师吴有训、周培源、王竹溪、张文裕，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参观了北京大学、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等，还向周恩来总理详细介绍了美国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从1971年开始，杨振宁每年都会回国一次，中国人民站起来后的独立自主的形象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让他心潮澎湃。每当他在美国、欧洲等地讲学时，总是不遗余力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极力促成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沟通。

    1973年，杨振宁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一个半小时，毛主席和他谈了许多与科学有关的哲学问题。临别时，毛主席说，“杨振宁能够对人类科学有所贡献，他很高兴。”毛主席会见华裔科学家，这是第一次。

    “杨先生是牢记根本的一个人，他常常谈起在中国生活学习的那些日子，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流离失所的情景记得非常清楚。多年来和他的相处，我深深的感受到他对中国的关心，关心中国人民的生活是不是在改善，关心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不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关心中国培养的人才，关心中国的前途”。聂华桐谈到。

    1990年，杨振宁独具慧眼，建议中国研制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器。2017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作在20—100nm范围的全相干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2019年，杨振宁以“最高的科学成就、令人高山仰止的家国情怀以及为祖国科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获得“求是终身成就奖”。而此前仅“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先生获此殊荣。

    “杨先生不仅在科学领域不断突破，作出不朽的贡献，他的人格魅力、家国情怀也令人高山仰止，他的学术成就、精神和风范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华学人。”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说，在近半个世纪里，他以个人的影响力推动着中国的科学发展，作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他一直践行“愿在有生之年尽力帮助清华大学发展”特别是“使清华大学的理科重振辉煌”，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为祖国科学事业所做贡献”的最好诠释。

    ……

    今年春节期间，翟荟去看望了杨振宁。

    “杨先生说他最近晚上睡眠不行，就起来想一个物理问题，做点计算，并且和我们讨论这个具体的物理问题。”翟荟说，“这二十年来，我时不时会收到杨先生发来的一些他自己的算稿，有时候甚至是半夜发过来的。而他在90岁的时候，还问我们能否帮他装个计算机画图的软件，他要学一学，自己就可以画图了。”

    科学是科学家毕生的追求，科学家追求科学是亲力亲为的，科学巨擘杨振宁永远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