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颁奖词为：“因为他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相较于此前众人热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等，“冷门”的非洲作家古尔纳获此奖项出人意料。然而，仔细揣摩古尔纳作品，其独特的殖民历史故事内容，创新的叙事表达方式以及深刻而细腻的人文关怀，散发着思想的光芒，直击心灵，高度契合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价值标准——“具有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如此看来，古尔纳此次获奖又在情理之中。

    独特的殖民历史故事

    古尔纳以深厚的思想内涵讲述东非殖民主义背景下独特的殖民历史故事，在世界文学中深深烙下了非洲的印记。

    深入探索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多元文化融合问题。古尔纳出生的桑给巴尔岛是东非沿海地区斯瓦希里城邦国家的重要海岸，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葡萄牙、德国和英国等殖民统治和奴隶贸易的“宝地”。在这里，桑给巴尔岛既汇集本土的非洲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等，又有外来殖民国家的文化杂糅其中，使其成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聚集地。在此长大的古尔纳以此为故事背景，从沿海居民的视角讲述真实的殖民历史，而这种多元文化交流与碰撞所产生的独特而丰富的新文化形态也成为古尔纳创作内容的亮点。在古尔纳1987年完成的处女作《启程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中，故事的背景与其自身所处环境和流亡的经历极为相似，讲述年轻主人公离开故土，移居新的环境，希望得到富裕叔叔的帮助。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他在遭受了身体和心灵的打击后，被迫返回家乡，依旧面临破碎不堪的家庭。此外，《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和《多蒂》（Dottie，1990）两部小说同样是以多元文化碰撞的故事背景铺展开来，揭露人物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奋力挣扎而又惴惴不安的复杂心境。

    以流散、种族冲突、身份认同等主题呈现殖民历史。在小说《朝圣者之路》中，作者讲述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主人公流散生活的多方面现实困境，这与作者自身的流亡经历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小说《多蒂》中，作者描述了在20世纪中期种族主义盛行的英格兰，一名移民的黑人妇女的艰难处境，阐述种族歧视对人物命运所带来的持久伤害；在小说《令人羡慕的宁静》（Admiring Silence，1996）中，作者刻画出逃亡英国的主人公形象，阐述主人公试图融入英国社会、想要获得身份认同的复杂而痛苦的心境。最终，主人公既不能回到家乡坦桑尼亚，又不能融入英国社会，只能以“夹心人”的状态在两种文化的缝隙中求得生存。由此可知，古尔纳小说或表现流散主题，或表现种族冲突，或反映身份认同问题，或兼而有之，都与作者自身的流亡经历息息相关，都是殖民历史的真实写照。

    创新的叙事和写实的表达

    古尔纳作品的优越之处不止于独特殖民历史的书写内容，还凸显为写作形式与表达的创新。创新的叙事方式体现在独特的写作视角、富有创造性的叙事逻辑以及艺术化的写实表达上。

    从真实的难民视角展开后殖民文学探究。古尔纳的作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叙述思维和视角，着眼于真实的难民角色，述说一个个土著居民个人的鲜活经历。古尔纳的成名作《天堂》（Paradise，1994）是其中的典型。《天堂》是一部讲述关于主人公自我成长和悲伤爱情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东非地区，依旧是动荡的社会环境，残酷的奴役剥削，夹杂着不同文化与信仰的交融与碰撞，主人公尤素福（Yusuf）在此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目睹并切身体验社会和现实的残酷与不堪。最终，尤素福坚持自己心中的信仰，却没能获得应有的回报。故事以悲剧收场。而悲剧的故事结局与小说的题目《天堂》形成鲜明的反差，颇具讽刺的意味。学者们往往将古尔纳的《天堂》与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作比较，相较于后者，古尔纳的《天堂》挑战固有的欧洲为中心的写作视角，可以称之为对后殖民文学的反拨。可以说，东非移民作家古尔纳结合自身的流亡经历，从真实难民的叙述视角展开后殖民文学的深入探索，创造出了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后殖民文学作品。

    突破传统类型叙事的表达逻辑。古尔纳卓越的叙述艺术和独创的写作风格体现为，采用理性反思、嘲讽以及非线性等多样化写实表达方式，向读者呈现鲜活而丰富的人物形象和鲜为人知的殖民历史。比如，颇具盛名的代表作《天堂》是根据《古兰经》中约瑟夫的故事进行的改写，古尔纳刻意挫败读者对故事圆满结局的期待，突破传统线性叙事逻辑。这种文学艺术上表现的鲜明反差饱含作者的嘲讽和深刻反思，恰恰也体现了古尔纳独特的创作风格和特色。尔后，古尔纳的新作品《抛弃》（Desertion，2005）、《碎石之心》（Gravel Heart，2017）、《死后》（After Lives，2020）等小说，越来越呈现出这种非线性的叙事逻辑，作者多采用错位化和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将之与主人公流散和不安的生活心境相映衬。

    犀利的文风，诗性的写实言语。古尔纳以写长篇小说见长，但其短篇小说也同样功力十足，这主要体现在他独特的文风和言语表现艺术上。短篇小说《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My Mother Lived on a Farm in Africa，2006）是对电影《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1985）的反写，直白且犀利地打破电影对非洲场景呈现的浪漫幻想，还原非洲的现实境况。“她非常清楚不可能像她们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好生活一样。不用多想，她就会知道卡迪的母亲不可能生活在真正的非洲农场里，那里有开阔的天空和浓浓的树荫，有刺槐大道和灯火通明的走廊。更可能的是，卡迪母亲的非洲是你在电视上瞥到的另一个非洲，街道上挤满了人，尘土飞扬的田野里孩子依偎着母亲。”同时，小说细致而真实的场景描述，呈现出非洲农场真实的一面，与电影画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展现了古尔纳写实表达的独特之处。

    深刻而细腻的人文关怀

    以强烈的同理心书写现实的难民题材。相较于众多著名的后殖民文学作家，古尔纳文学作品独特之处在于他永恒的难民题材，这与古尔纳自身的经历有关，更体现出作家古尔纳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人文关怀。古尔纳的成长经历与流亡、殖民压迫、种族歧视等词语密切关联，这为其作品的撰写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然而，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同理心则使其能透彻地诠释众多难民的内心疾苦与不安。古尔纳最新的两部小说《碎石之心》和《死后》依旧是书写现实的难民题材，将流散在多元文化中难民的不安的窘境和生存现状表现得淋漓尽致。

    深切关注人的存在和命运的辗转。在古尔纳的创作中始终蕴含着对人生母题与主体自我性的凸显和关注。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颁奖时陈述的那样：“古尔纳对真理的执着和对简单化的厌恶是惊人的。他带着强烈的同情心和坚定的奉献精神，追踪个人的命运。”古尔纳结合自身流亡的经历，在小说中始终贯穿着强调自我身份和自我空间的确认。古尔纳的代表性小说《多蒂》《天堂》《令人羡慕的宁静》等皆是描述多文化背景和境遇中的个人成长史，或是寻求和创造自我身份与自我空间，或是对邪恶和复杂环境的对抗，刻画出殖民主义背景下奋力对抗环境和命运的人物形象，真实再现殖民时代“夹心人”的生存现状，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非洲作家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进一步打开了世界了解非洲文化的窗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屈指可数。古尔纳以英文写作，努力通过文学作品推广非洲文学，主张发出非洲人自己真实的声音。他的作品优质且丰硕，在英语文学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正如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索因卡所言：“这不是对我个人的奖赏，而是对非洲大陆集体的嘉奖，是对非洲文化和传统的承认。”古尔纳此次获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既为重新定义非洲及后殖民文化作出卓越的贡献，又进一步在世界文学中勾勒出非洲文学的印记。

    （作者单位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第一作者系博士生，第二作者系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