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有朋友问及关于读书尤其是读书方法的问题，我觉得不妨先读两篇文章：古代的是朱熹《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现代的则是鲁迅先生的《读书杂谈》。两位先贤不仅饱读诗书、博通经史，而且极为恳切，所写皆为“拙诚”之语——这不只是为学的品质，更是为人的品质，学品高、人品好，文章自然对读者启发颇众。不像有些时贤，指导读书常常兴奋异常刹不住车，下笔洋洋洒洒难以自休，然而时时言不及义，细看之后，发觉他其实没读过几卷书。因此奉劝读者诸君，与其听“砖家”方法指导，不如多读几册好书。

    可是两位先哲的高论不约而同地基于一个立场，就是他们的读者皆酷爱读书，假如你不喜欢读书，那么其方法的效果就要打折甚至归零。但确实就是不喜欢或者“死活读不下去”倒也简单，尽可以去玩音乐、玩美术、打球、追剧或者怡情式玩牌、电竞，和读书本来没有高下之分，读书原本不是清高事。问题是有人想读，又遇到困难，有人不想读却因为“有用”而不得不读，于是就产生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譬如：

    有些名著距离我们现代社会有些遥远，用了一些句式语法和词语让我们有些读不懂，所以更加没有耐心去读，怎么办？

    读到自己没兴趣但有用的书，就会读得很慢或者不看了怎么办？

    感觉读书有用，但是读了记不住，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中的意义。是不是一本书得多读几遍？读书要不要做笔记？

    不难看出，提出上述问题的读者内心纠结煎熬，或者把读书看成极为神圣或崇高的事，偶尔读几本，就觉得完成了一项天大的工程，激动不已：我读书了！一旦摸不到门径，就会耐心全丢，甚至自责委顿。还有人本不喜欢读书，但是因为“有用”而被迫读书，为“千钟粟”读，为“颜如玉”读，为“黄金屋”读，所以一心寻求终南捷径。

    如前所述，读书不是清高事，对待读书最好持一颗平常心，最理想的读书形态莫过于把读书当成一种日常方式。鲁迅先生把读书分为职业的读书和嗜好的读书，对于“职业的读书”，他老人家认为：“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学子应考，教师备课，学者为学，多属于此类，旧称“为稻粱谋”，读不好则如大先生言“于饭碗有妨”。而对于“嗜好的读书”，约等于周瑜打黄盖，你情我愿。一言以蔽之，无论因为“有用”而被迫读书，还是因为嗜好读书，遇到困难都应自行解决，没有什么人可以像武侠小说中的奇遇，给他提供“真经”或“大法”，然后让他功力倍增，一统江湖。

    然而读好书毕竟是嘉行，即使是功利性读书也应该善待，如果有心得应该“不揣冒昧”与同道分享共享，而不是像老舍《断魂枪》中的武师沙子龙坚决“不传！不传！”

    比如第一个问题提到因为“用了一些句式语法和词语让我们有些读不懂”名著，这个问题的提出者找了一个可爱的托词，他有点儿小懒惰。众所周知，“互联网＋”平台最强大的功能之一就是检索，过去遇到文字障碍，需要翻检国民工具书，或者进一步查阅《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甚至相应专门工具书；现在有了强大的检索平台，文字障碍症迎刃而解，而懒于查阅症属于心魔，只有自己可以疗治。

    如果读书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要完善知识结构或者做点儿学问，那必须进一步构建一点儿文字学或训诂学的基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传承数千年，没有底子显然读不懂。韩愈《科斗书后记》中说：“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清代至民初的许多著名学者也主张“读书须先识字”，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外国经典也是一样，如我们不懂外语的人只好拾人牙慧。有时读了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感觉简直就是两本书，甚至有受骗感觉却无可奈何，比如同为屠格涅夫的著作，丰子恺译作《猎人笔记》，黄伟经译作《猎人手记》，纯然两种风格。据说欧洲大陆观念，如果只从英译本学习，也如同只买到二手货而不纯粹不精到。教书也好，为学也罢，相应的文字基础必须精心垒筑。否则，即使精神殿堂就在眼前，也无法登堂，更遑论入室。

    其次如果想读懂经典原著，又尽可能减少文字障碍，那最好选择优质出版社，按照自己的基础选匹配的版本。以《论语》为例，如果入门打基础，可以选择杨伯峻的著本，虽然学界对它多有批评，但是那属于学术问题，打基础综合衡定还是它合适。李泽厚、南怀瑾版本虽然名头大，但个人主观色彩太浓，不过借《论语》浇自己心中块垒。杨先生的侄子杨逢彬教授的“新译”据说借助了大数据成果，然而夯实基础还是叔叔的版本可靠。有人觉得读原著有文字障碍，索性读白话本或者简缩本，那就等于约会奥黛丽·赫本，赴约的却是赫本高邻二大妈，苦苦追寻的帅哥竟然就职于东西厂。偶然也有例外，比如郭沫若翻译的“楚辞”，高蹈清贵胜过他本人创作的《女神》；台静农在台湾主持翻译的白话《史记》《资治通鉴》也是良心之作。可读白话本或者简缩本毕竟是佐餐或点心，汲取营养还是需要读原典。

    阅读外国经典更需要选取译笔达雅的译者，以减少人为阅读障碍。多年前白岩松讲过翻译界乱象，把“我走了”改成“我离开了”，一个新译本就此问世。如此译本败坏的不只是知识体系，还有价值系统。像我的哲学思维极差，读西方思想巨著浑浑噩噩，然而读何兆武先生翻译的《社会契约论》却一派清明，何先生学贯中西、博雅淡泊，故而化繁为简、深入浅出，而低劣之作则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毁弃读者读书的根基。内心傲娇的王小波读查良铮翻译的《青铜骑士》钦佩不已，并调侃粗制滥造的译本把普希金作品译成了二人转；江枫先生译狄金森诗歌《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十分精妙，而另一译本则“欢腾”十足，过于接地气。阅读经典，好版本不会故作深奥，文字障碍也相对少，且不会拉低读者的审美品质。读书养性，一旦眼光养成，阅读经典就可以根据个人趣味去选取，比如读莎士比亚作品，究竟是读朱生豪译本还是读梁实秋译本，尽可以由着自己心性，因为自选，时代、文字的障碍自然随之消除。

    至于对所读之书“没兴趣但有用”，按鲁迅先生的说法，“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既然属于“最大部分”，关键是“有用”，那只有坚持下去，放弃“不看了”得不偿失。“读得慢”如何解决呢？朱子所言语重心长：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等到腹内精读了几十种典籍，就可以“跳读”“快读”。好像陈平原教授说过，读书如他们广东人煲汤，“急不得也么哥”。

    “读了记不住……是不是一本书得多读几遍？”记不住，又“有用”，当然必须多读。至于几遍——古人云：“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学者余嘉锡先生则说：“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百遍”还是“三复”——记住为止。“要不要做笔记”呢？如果是“嗜好的读书”，完全由着自己。如果是“职业的读书”，同样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先生主张“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的地方和你自己的意见”，而且需要在精微之处做批注，如此则可以培育鉴赏力、思辨力、创造力和学术素养，悉心训练之后，教书育人做学问就可以规避错误、高效优效。

    萧伯纳说：“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所以读书不能满足做书橱，还应当独立思考，并结合现实把书读活。读书虽不是清高事，然而从中无限恒久获取精神财富，这是何等精彩绝伦的秘径，如同前述狄金森诗内的箴言：这是何等节俭的车——承载着人的灵魂。

    （作者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