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教育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周恩来十分关心和重视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是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领导人。

    在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长期实践中，周恩来坚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初心，坚持教育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定位。周恩来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刻阐释党的教育理论和方针政策，认真总结教育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围绕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方针和政策、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及业务水平的提高和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等，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思想理论和重要指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教育思想，有力推动了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素质、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来我国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我国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认真学习总结周恩来教育思想，对总结百年党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历史、70多年新中国教育史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

    建立和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所面临的考验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严峻考验，国内建设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教育事业很不发达，人口文化程度很低。据统计，1949年，全国80%以上的人口都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20%，初中入学率仅为6%，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1.6年。穷国要办大教育，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一方面，人口众多而人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急需各类专业人才，而当时的教育事业又无法满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了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思考和探索。

    周恩来对大国教育事业的思考和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教育纲领和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周恩来探索大国教育事业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关于生产力的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是周恩来探索大国教育事业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关于教育的社会性和阶级性论断、关于人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的重要论述、关于经济基础与教育的辩证关系原理等，直接或者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教育政策原则的制定和实施，成为周恩来谋划大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提出了教育是一种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手段，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著名论断，成为周恩来在思考和解决新中国教育问题时的理论依据。此外，中国传统的尊师重教、教育为本、德育为先等思想，近代以来教育救国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探索和经验总结，共同构成了周恩来领导大国教育事业的理论渊源。

    周恩来对大国教育事业的思考与探索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特色鲜明。梳理周恩来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同时也是在总结党的教育理论发展史和新中国教育发展史。其中既有对教育性质的根本性思考，又有对教育目标的理性审视；既有对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又有对教师学生的亲切关怀；既有对当下国情的实事求是，又有对教育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

    其一，始终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逐步确立，在思想文化和社会进步方面，党对科学、教育、文化等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确立，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坚实的政治保证。1959年4月，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近几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时指出，“更重要的”的因素是“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大大加强”，“从而展开了教育事业巨大的深刻的革命”。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论知识分子问题时，明确指出“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的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去管；党的领导形式是组织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要警惕杜绝官僚主义和事务主义，要限定外行领导内行的范围。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是周恩来探索、领导教育事业的鲜明特色和核心内容，是其开展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

    其二，把教育摆在“当先”“救国”的战略地位。

    周恩来十分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注重从中华民族解放、复兴的长远战略格局来部署教育事业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将教育事业突出放在各项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他强调教育应放在“当先”地位、具有“救国”意义的突出地位，并明确强调要确保教育事业发展投入的保障。1952年7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46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又是教育、卫生当先。他还指出，“要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办好教育都放在能使国家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具有‘救国’意义的突出地位”。另外他还强调要做好教育的保障工作，“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展，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

    周恩来对教育事业的重视还体现在，他将教育事业发展摆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规划、“四个现代化”世纪发展目标等党和国家宏观战略全局中，并且突出强调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为教育事业发展赢得了战略优势。

    其三，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

    教育性质问题是教育思想、理论的基本问题，对教育性质的认识是周恩来探索、领导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的特点，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国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沿用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教育性质的规定，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教育。周恩来按照党的教育决策和历史发展趋势，积极推动了我国教育性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一方面，周恩来领导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在1957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突出教育的人民性和劳动性。他明确指出：“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我们的教育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另一方面，周恩来亲自指导了针对旧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他指出，“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通过院系调整、教学改革、思想改造、加强学校思政政治工作等方式稳步推进教育改革。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他还总结了几条具有现实启示的教育改革经验：既要坚决、积极，勇于改革，又不能鲁莽从事，过于性急；切忌粗暴和强迫命令；改革前首先要讲清道理，做好教师的思想工作。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转化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开启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道路。

    周恩来特别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并将其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他多次指出要解决好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他强调：“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重视人才培养，可以说是周恩来教育思想的重心和对焦点。此外，周恩来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率先垂范尊重知识分子，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其四，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

    经过不断的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中国教育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前夕，《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最高宪法形式保障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周恩来还以政府总理名义签署并发布了一系列教育指示和法规，如《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以及关于整顿和发展小中大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决定或指示，推动了教育事业的法律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周恩来在政务院、国务院多次召开专门教育会议，研究部署教育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几乎在每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都对教育工作作专门论述。这些工作有效地推动了党和国家教育政策的落实，推动了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其五，实事求是办教育，体现中国特色。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教育事业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周恩来领导的教育工作，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提出，“中国人民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明确了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则。坚持教育的人民性、民族性和开放性，是周恩来探索、领导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现在是人民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有利于人民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共和国的教育工作必须为工农服务，随即各种类型的学校“向工农大众开门”，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人民性。对于民族性和开放性，1949年周恩来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一文中说，“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我们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必须让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壤上扎下根，生长壮大，变为中国化的东西，才能有力量”“我们不排外，但必须提倡民族化，以民族的教育激发民族的无限活力和创造力”。扎根中国、面向世界，立足国情、着眼未来，坚持人民性、民族性和开放性，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教育事业思考与探索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