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别和区域研究在中国学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要求我们提高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规则议程设置的能力。加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急需大量关于域外的知识积累和生产。纵观世界主要大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国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战略布局体现，反之又能推动国家全球利益的拓展。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领域，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化”进程有待加强。作为一门“大国之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需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学科地位，目前而言，我国在其学科设置和资源投入方面都相距甚远。全球最早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化”的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其教学科研机构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模式等充分体现出这所高校以跨学科、交叉学科为主的办学逻辑。目前中国综合类高校、外语类高校等纷纷通过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方式培养相关人才，所属的一级学科主要是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和世界史等。这种自发式的建设方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但终究难以形成合力，需要加强学科的顶层设计，在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门类下增设国别和区域研究，并将与之相关性最强的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社会学、宗教学等一级学科汇聚在一个学科平台之上，从而更为有效地整合学科资源，打破学科壁垒、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推动建设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范式和路径。

    其次，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制度化”发展至关重要。美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展，与其制度化保障不无关系，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形成对峙局面，需要加大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阵营的研究，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和学者共同参与了该学科的建设。目前，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关乎国家战略布局及利益拓展，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一方面，需要在国家立法层面上加以保障，确保其获得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资源；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高等教育、智库、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在资源配置、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良性的供需关系。该领域具有特殊性，人才储备和激励制度、学生和学者赴海外调研、成果评价体系等方面尚需国家给予专项资金和政策倾斜。

    最后，国别和区域人才的培养力度需大力加强。美国学者对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人才作出界定，即已掌握所研究地区大量确凿的信息，具备该地区语言的较高运用能力，具备广泛的最新的直接接触该地区的经验。据此可以看出，这门学科与语言（外语）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目前中国高校设立的400余所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大量集中于外国语大学或外国语学院，具备西方语文和对象国语言扎实的语言技能，能够帮助学生顺利开展访谈、调研、数据收集与整理、文献研读。除此之外，学生也需要接受某一学科或多个学科的系统训练，建立起关于一个国家和区域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并在对象国开展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对这类人才更应采取宽口径和长学制的贯通培养。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