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渴求不流动的幼儿园
■本报记者 常晶 见习记者 王泱
没钱、没户口、没“七证”,跟随父母进城务工的流动儿童,遭遇着入正规园“难”,入民办园“贵”的境况。由此催生的没房、没许可、没师资的“黑园”遍地开花。安全隐患、小学化倾向、升学没保证,“乱”象丛生的“黑园”成农民工最现实的选择。
谁来管管这些孩子的教育?非正规的打工子弟幼儿园是否能一关了之?记者调查走访了北京海淀区、石景山区、昌平区的部分非正规幼儿园和农民工的家庭,并就此问解国内相关教育专家。
留守、流动还是流浪
回不去的老家,留不下的北京
“我要搬家到安徽了”,一个胖胖的、衣服脏脏的小女孩告诉记者。这个小小的孩子,已经随着四处打工的父母搬迁了好多次。
“被城市化”的流动儿童群体处于不稳定的成长阶段,是接受教育和发育身体的关键时期,然而,流动儿童特殊的生活环境,往往使他们错过最好的受教育阶段。
翁春燕没读过一天书,一个字不认识,现在北京也没有工作,家里收入全靠高强一人,但他们一家对孩子上学的事情一点也不含糊,3个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都没有辍学。“不上学,不识字,太难了!”翁春燕推着电动车上的两个孩子,带记者到家里串门。
在这间15平方米的小屋子,桌子收拾得整齐利落,床铺上浅色的床单干净平整,被子整齐地叠在床头。事实上,根本看不出来这是收破烂人家的住处。
3个孩子围在电视旁,欢乐地学着《大风车》里的舞蹈动作。只见3岁的小儿子,一只手吊在暖气管上,另一只手扒住墙,一个跟头翻到了窗户上,活像一只胖胖的小猴子。记者看到后,吓了一跳,赶紧提醒翁春燕看好孩子,她则一点不担心孩子摔下来,眼里露着幸福的微笑,让他们尽管去玩耍。“小胖猴”下来后,搂着妈妈的大腿撒娇,翁春燕毫不吝啬大大地亲了一口他。
翁春燕跟记者分享道,让全家最开心、最幸福的事是大女儿从同心幼儿园考上了北辛安小学,“当时从150个孩子中选10个,我闺女考上了!爷爷还给买了一个大蛋糕!”
很多人认为,和流动人口一样,流动儿童的主要特点是“流动”,他们在流入地短暂停留后,又会继续流动并最终回到老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记者采访幼儿园家长时,他们普遍觉得在北京生活太累,“但是俺们也不想回老家,在老家种地今天旱、明天涝,看天吃饭!在这打工,每月到时候就发工资。”问到他们担不担心由此影响到孩子的教育,家长说:“俺们村连幼儿园都没有,到县城上学孩子太小太远,怎么说在北京还有地儿上学,慢慢会更好吧。”
同心幼儿园创办者马小朵似乎更愿意从深层次来认识这个现象,“现在农村已经衰败了,一是回去没有就业渠道;二是农村的地越来越少,而且农民工的孩子出生在北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不会种地了。农民工的身份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如果接受不到教育,相对于‘官二代’、‘富二代’,他们的孩子是否也注定要成‘民工二代’?”
解散、变白还是等待
孩子长大等不了、教育等不了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发布的数据,对比2000年第五次普查的结果,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可喜的数字。
然而城市是否做足了接纳更多人的准备,城镇化的人口是否享有到城镇化的生活?这背后是不得不面对的苦痛的现实。
十多年来,北京市对非正规学校的态度逐渐缩紧,2006年7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尽快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成为史上最严厉的一次撤园行动。
在这次关闭行动中,数千名流动儿童瞬间失去了学校,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深切关注,给相关教育部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最终北京市关于打工子弟学校“取缔”的措施发生了较大转向,市政府表示取缔暂缓。直到目前,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取缔”行动。
显然,强硬的“斩草”并不一定除得了根,流动儿童入园难、入园贵的难题依然存在,非正规园的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流动儿童早期教育小学化倾向严重和不科学育儿现象“你见与不见,它就在那里”。
如今,“取缔”这个字眼,对于农民工群体仍然显得十分难以接受。一位孩子在四环小组托管的家长说:“不会被取消吧?为什么要取消?这只是个游戏小组。”在采访中,许多家长表示感激有这样的幼儿园接纳孩子,但是他们发自内心也希望能有政府办的幼儿园,“那样一定环境会更好,也许能更宽敞点。”
许多自办园负责人巴不得赶紧脱“黑”变“白”,但是却苦于够不到办园的标准。记者就此查询了相关办园准入条例。按照《北京市托幼园所分级验收标准》,办幼儿园需有完整的园舍,包括教室、活动室、户外活动场地、厨房、保健室等,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都须具有相应的资质。
仅就场地面积的要求,该标准要求环境面积幼儿人均占地面积10平方米以上、活动场地人均4平方米以上、房舍建筑面积8平方、幼儿生活实用面积人均2.5平方米,叠加起来每个幼儿人均24.5平方米。假如一个幼儿园有3个班级,每班20人,园所就需要近1500平方米。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仅这一项要求就让非正规园望而却步。
“政府需调整办园标准、支持部分基础较好的自办园达标,同时在后期加强管理、监督、指导和评价,帮助其提高教育质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社会政策处官员张亚丽说:“特别是办园标准上,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全部取缔。政府需要改变思路,对于一部分有基础的自办幼儿园,通过对其软件和硬件的支持提高办园质量,达到标准的给予注册,帮助他们由‘黑’变‘白’。”
这一思路也符合《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对解决无证办园问题“分类处理、妥善解决”的原则,即“各地要对目前存在的无证办园进行全面排查,加强指导,督促整改……经整改达到相应标准的,颁发办园许可证。”
“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考虑到实际情况,在幼儿园占地面积方面适当调低标准,或者给予一定支持,我们能尽快弥补缺陷让幼儿园达标”一位清河的园长说。“给我们一个房子,我们交租金都好!”马小朵期许着这个美好的愿景能成真。
“弱势群体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帮助和关怀,有完美的标准和长远的目标规划固然很好,但孩子们等不了,教育更等不了。”张亚丽说。
引导、扶助或是取缔
政府需区分对待、分流引导
据《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政协一份关于完善北京市学前教育体制的调研显示,1996年全市有3056所合法幼儿园,而目前合法幼儿园仅1250余所,还有1290余所未登记注册的自办园。据了解,合法幼儿园只能满足本市一半的入园要求。
一边是正规幼儿园学位供给严重不足,一边是自办园数量超过正规园、刚性需求强劲。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工作情况的报告指明:通过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全国将新建、改扩建幼儿园9万多所,新增在园规模500多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将提高10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分析,完全依靠建立正规的幼儿园显得不够现实。他们认为,解决迫在眉睫的入园需求,改扩建现有幼儿园、非正规园见效较快,能扩大入园需求,缓解一定的入园压力。
“需要明确政府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关爱教育事业,动员企事业单位、社区等社会力量,多种主体开办形式多样、方便就近的早期保育教育机构。或者由公办幼儿园发挥辐射作用,走进社区提供灵活的学前教育服务。同时政府教育和卫生部门一定要想办法进行人员的培训和巡回指导,保证儿童身心的安全健康发展,确保基本的教育质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教育与儿童发展处官员陈学锋说。她介绍,在北美等国家幼教机构分为Kindergarten(幼儿园)、Preschool(学前学校)和Day Care(日托)。Kindergarten和Preschool就类似国内的幼儿园模式,集保育、教育为一体;Day Care则是以保育为主,兼顾教育、服务周到、着力支持父母就业的机构。“这些不同层次的幼教机构组成了完整的学前教育和社会福利体系,保证了有着不同需求的家长都能得到满足。”
对于目前大面积的“黑园”,张亚丽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分流引导,建立分层次的学前教育体系。”她类比国内医院分级管理标准,“‘山寨园’在政府制定质量标准、完善监管指导的前提下,可以分成不同等级和规模,以满足社会对学前教育的不同需求,让孩子们都有幼儿园可上。”
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周静副主任认为,通过运用民间力量探索解决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政府相关部门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建设。
记者获悉,北京市教委此前就调整幼儿园准入门槛一事一直进行调研,有关意见经批准后将出台一个办园新标准,届时,符合标准的自办园可获得审批,未达标的将面临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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