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虽然92岁，但还在工作岗位上，我还在继续关注高等教育。我家的学术沙龙还在继续，我还在学习教育部的文件。今年，我还带着学生们到学校进行实地考察，12月我就到过汕头大学。

  要我回顾2012年，我谈的话题还是离不开高等教育。年终了，我想借《中国教育报》，谈一下我关注的几个问题。

  2012年，我欣喜地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注重质量的提升，大学开始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而且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但是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也让我感到忧虑。这其中我最关注的是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一方面有适龄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还有很多考生弃考。再有另外一个问题也要引起注意，一些学生考上了大学也不去上，这些都与新的“读书无用论”在抬头有关，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大学毕业生收入低。我在调查中了解到，很多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只有2000多元。如果他们能普遍拿到四五千元，那人们就会对接受高等教育有更多信心了。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逐步提高大学生的收入。因为现在大学生只要不挑肥拣瘦，找到工作还是问题不大，所以大家就认为他们生活稳定没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知识分子对生活的诉求更高，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更深刻，如果他们的收入不高，生活困难，也会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

  还有大学“去行政化”问题，这方面的改革确实有难度，但是一些学校在引进教师方面，行政干预太多，条条框框太多，什么学历“查三代”，非“211”和“985”不要等现象，都是行政权力过大的结果。其实这些不良现象，教育部是不提倡的，我专门查过资料，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这份文件，其中就提出“重形式轻内容的评价方法亟待根本扭转”，查学历、看名校就是“重形式轻内容”的表现，所以问题出在一些学校的“土政策”上。

  新的一年，最大的希望是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成绩进一步提高，各种问题不断解决。

  （本报记者熊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