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实现因材施教。因为在网上学习，每个学生进度不同，老师可以因人而异和因材施教。水平不同的学生可以学得快点或慢点，因为可以随时上网，水平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课程进度。

  第三，叫反转式教学法。过去我们上课，老师在课堂上讲，学生在下面听,然后学生回家做家庭作业，交给老师批改。如今，可汗学院把这个方式给反过来。既然这些课网上有，那么学生就可以在家里上可汗学院的课，到学校去做作业，老师在校给他辅导答疑，这种模式把传统的教学模式颠倒了。

  记者：你认为这种教学模式主要优点是什么？

  汤敏：我们的大学生，很想和教授多交流，但是交流不了，为什么？教授讲完课，只有几分钟提问，很快就走人了。如今，在可汗学院的课堂上，教授的任务就是在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交流，上学变成师生交流答疑。这种方式把整个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了。

  通过网络教学，可以找最好的教师来讲课。不需要每个学校都有人去讲微积分。让清华最好的数学老师给学生讲微积分，其他学校的学生可以网络上课。这样，任何地方的学生都可以和清华、北大等好的高校上同样的课，甚至可以上全世界一流教师的课。一门课也可以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教师用不同方法来上，由学生自己选择听谁的课。由于市场足够大，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一门课的准备之中，这也是革命性的变化。

  网络教育有哪些趣味性改革？

  学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挂到网上，平均22分钟就能得到答案。把问得最好的问题，回答得最精彩的问题，点击率最高的问题放到最上端。

  记者：这样的教育变革如今被世界各国的教育机构普遍接受了吗？

  汤敏：目前这个改革才刚刚开始，有一个完善和推广的过程，这个大趋势我们一定要关注和参与。2012年5月2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宣布筹资6000万美元，成立一个新的网络教育平台。用可汗学院那种方式，把它的课程重新包装，整合两校最好的师资，采取课后阅读、自动试题和维基讨论等新的网络教育方式。

  记者：这种全新的网络教育模式还有哪些有趣的改革？

  汤敏：网络教育过去最大的缺陷是学生没有参与感，不能师生互相讨论。斯坦福有一个教育公司在这方面有突破。他们在网上建立了一个讨论群；还有一个改革，叫线上提问，每个学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马上挂到网上去。一天24小时，平均22分钟就能得到答案。这一答案常常不是老师给的，而是同时修这门课的学生给的。因为有10万名学生同时在选这门课，他们中什么聪明人都有，很多人就给你回答了。

  斯坦福还有一个改进，它把问得最好的问题，回答得最精彩的问题，点击率最高的问题放到最上端。有10万名学生参与，他们来自全世界，有俄国、印度和南非的学生，24小时的问题随时滚动，不断有人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大大深化了这门课的内容，很多创新思想可以从中得来。这种授课方式对学生的吸引力远超过传统的课堂和传统的大学。

  还有一个革新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反转式课堂，学生在家里上课，老师主要是在课堂上直接和学生讨论问题。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实验，用这样的方式，学生的出勤率从30%激增到80%。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能不间断地和老师进行沟通，他们的收获极大。

  记者：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成立新的网络教育平台，也是受到了上述改革的压力吗？

  汤敏：人们曾经讽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过去的网上公开课是把20世纪教学搬到网上。如今，人们还在看这一竞争的结果。这就是今天教育的新变革。这场革命，不是遥远的过去或未来的事情，而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最近才刚刚开始发生的事情，而且这场教育变革每天都在发展变化着。

  中国如何迎头赶上？

  如果哈佛大学的这些课被大部分印度年轻人掌握了，10年后有上亿的印度年轻人都是哈佛毕业的，我们的青年人才还是传统教育教出来的, 我们怎么跟人家竞争？

  记者：在国内，我们有哪些教育机构注意到这场世界性的教育变革？我们该如何迎头赶上？

  汤敏：教育变革来了我们不能等，要迎头赶上。但是，在一些人看来，这些似乎都是国家和政府的事，我们老百姓能干什么呢？我现在是友成基金会的常务副理事长，这是一个民间基金会。我们从去年开始，做了一个试验，看网络教育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从2012年9月份起，我们在全国11所大学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开了一门大学生创业启蒙课，有近50所大学参与。主课堂设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其他学校通过远程网络直播的方式开课。2013年，我们准备把这门课开到更多的大学。未来可能开到500所大学。

  记者：你认为我国是否可以和世界先进国家同步发展可汗学院这种模式的网络大学？

  汤敏：我自己有一个梦想，希望在中国也有可汗学院这样的网络大学。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把最好、最新、最热门的课引进，按照新型网络教育的斯坦福模式做好录像，要求那些老师把考试、测验全作好，我们付钱。翻译成中文后，经过专家严格质量把关，把这些课开到全国的1000多所大学里，特别是开到那些二本、三本大学，那些没有足够师资的民办大学中去。这些学校的学生可以选学这些课，经过严格的考试，也给学分。这样，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可以同步听世界一流的课，学习世界一流教师的思路。这些课程在学校的教学大纲中，是世界一流教师讲课，教学质量能充分保证。

  记者：你怎么看当前这场世界教育变革对我国教育的影响？

  汤敏：这场教育变革如果我们没有赶上，就如同工业革命被甩出一样, 是非常危险的。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这些课被大部分印度年轻人掌握了，10年后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印度年轻人都是哈佛或斯坦福毕业的。而我们的青年人才还是传统教育教出来的，10年以后我们怎么跟人家竞争？我们怎么能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用的是最新技术和最新知识。我们还要等我们的教授们出去当访问学者，把人家的东西学过来，二手货拿过来再卖一次，甚至是教授们的博士生卖给你。这样，我们怎么和印度、孟加拉和加纳竞争？

  今天，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又到了一个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关键时刻，因此关注世界上这些最新的发展变化，关注并参与这些最新的工业革命与教育变革，是我们国家未来能够在世界竞争中保持先进地位的根本保证。

  汤敏 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84年赴美国伊里诺伊大学经济系学习；1989年获博士学位后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2000年调到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任首席经济学家；2007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2010年12月起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2011年起为国务院参事。任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区域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