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柯进

  岁岁年关，那些分布在祖国天南地北的教育工作者、专家、学者、教育部门的官员们就会向北京集结，参加民进中央辞旧迎新的一个传统的对话节目——探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未来路向。

  只是，这个年关稍有不同。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构想。“今天你幸福吗”，便成了这个冬天一句温暖的问候。于是，来自民进中央、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的专家学者及全国13个省市19位校长等几十人坐到了麦克风前，检视和探讨中国高中教育改革迫切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新课改在轰轰烈烈地推进，而现实的高中教育却为何依然走不出应试怪圈？高中教育为何仍然苦于无法服务学生个性成长？高中教育究竟怎么了？未来的改革何去何从？

  当改革成为时代镜像的主角时，这些沉重话题背后的声音，或许在校长们办学苦恼的反思中能刺破苍穹，拉直高中教育未来改革的诸多问号。

  课程依然塞得满满当当，学生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超纲超标教辅泛滥，几乎控制了中国高中教学，学生难言幸福感——

  被删减内容卷土重来学业负担不减反增

  “如果不对我们的课程结构做一些调整，我们的高中教育根本没有办法服务于学生的个性成长。”

  这是长期奔忙于中国基础教育一线的校长们的共识。江苏省无锡市锡山高中校长唐江澎说，现在的高中，课程门类与培养学生创新力、提升学生幸福感的要求相对照，还是显得过多，学生的负担变得比预想的要重。以江苏为例，高一年级开设的13门课，其中11门要接受笔试考试，这些课程满满当当排下来，学生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而且由于各省出台的高考方案对于学生课程选择进行了一些硬性规定，现在的学生对课程的选择依然处于被选择状态。这样，学生也就失去了发展个性的依托。

  高中教育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每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生不是因为语文成绩好进去的，而是以数学特长生身份考上的。

  这种现实的背后折射出当前高中教育的办学困境。“在江苏，数学满分160分，学生达不到140分要被这些大学中文系录取，几乎不可能，所以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中文系选的学生肯定是班里数学最好的学生。”唐江澎说，“我们应当降低高中必修课的难度，把该深的部分加深，该浅的部分变浅，将公共必修课中腾出更多的空间给选修课，把考中文系的孩子数学成绩降下来，使他们多学点古典文学，这样的人可能将来会是人才。如果学生学得苦，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正，起码要让他们苦得其所。”

  强调机械训练、学生压抑个性被动接受，始终是绝大多数高中校长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我们教师教学方法非常单一，个性被压抑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我们今天的课堂，尤其是一些县市的课堂，日常教学总体上仍是以灌输为主，学生被动接受，仍以简单机械的训练为主，逼着学生去学。”贵州省实验中学校长刘隆华说：“我们的学生接受了太多毫无意义、深、难、繁的训练，学生和老师都找不到幸福感，学生学得痛苦，老师教得痛苦。”

  这种与高中人才培养定位的现实需求不相匹配的现象，不只是高中公共必修课程本身偏难所致。实际上，前些年，高中教育改革就像“水里的葫芦”，按下去这只，另一只又浮了上来。一些课程标准和教材中删掉的偏、难、繁、旧的内容，又重新回到了课堂、学生的教辅书以及作业本上。

  最近10多年，高中教育改革从课程内容来说，确实更贴近了生活，贴近了实际，而且课程也尝试了必修加选修以及增加学生实践的方式，试图补齐过去高中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方面的短板。但通过多年在教学一线的实践和观察，大连八中校长丁延才发现，高中教育改革的理想和实践之间还存在不少难题。

  “学生负担重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比如，在增加了新课程的同时，课程里一些原来删掉的偏、难、繁、旧的内容又被老师补出来了。”丁延才分析说，“不是老师想补进去，而是教材里一些我们认为不重要的内容，最后在高考试卷中出现了。特别是目前各种各样的教辅资料泛滥，导致学生负担不减反增。这种状况如不改革，不但学生缺乏幸福感，创新型人才培养也将举步维艰。”

  记者通过对多地10多所高中学校的随机调查发现，现在，绝大多数学校的绝大多数教师对于教辅的依赖超过了教材。丁延才认为，在高考指挥棒下，当前高中学校的现实是，教辅材料几乎控制了高中的整个教学。更让人担心的是，教辅材料编制过程几乎是个真空地带，都是社会机构在编，编完后通过各种渠道到了老师手中。在琳琅满目、超纲超标的教辅面前，老师也没有了选择性，“国家或省级权威部门应当统一编制教辅，并且实行一科一教辅。这也是在考试制度改革尚处于探索时期切实减轻学生负担的一种过渡办法。”丁延才说。

  一个家庭将孩子考上清华、北大视为光宗耀祖，或许无可非议；但一个民族若将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几个状元身上，则是一种悲哀——

  基础教育不能再以高考为圆心画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符合教育规律而不得不姑且为之的无奈，是中学校长们的普遍感受。今天，千千万万的高中似乎就像是同一片树叶，不管是示范高中，还是县中，都是围绕高考升学榜上的荣誉、名声和生源生存着。不论是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还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无一例外。

  现行的高中教育体系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沉重的发问。“我们现在对教育的评价只是过多地突出强化教育的社会适应性，而往往忽略了或忽视了教育的社会人文性。”北京市第35中校长朱建民说，“我们评价一所学校，评价一名老师，评价一个学生往往是看这所学校、这名老师和这个学生考入哪所名牌大学或在哪里实现高端就业，而不是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丰富的个性和良好的价值品质以及服务社会的社会责任感、永不枯竭的创新精神和未来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作为评价学校，评价老师和学生的客观标准。”

  有不同的教育质量观，就会选择不同的学校发展道路和不同的育人模式。朱建民认为，一个家庭将孩子考上清华、北大视为光宗耀祖，无可非议，但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几个状元身上，那就是一种悲哀。作为21世纪的校长，应该跳出教育看教育，回到教育的原点看教育，不能把眼光放在高考的升学率上，而应该思考20年、3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基础教育不能再以高考为圆心画圆”。

  事实上，一些学校在着眼于学生未来发展、尝试新的高中教育方式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新探索。2010年5月，北京第35中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创办科技创新班。北京35中和中科院为科技班学生量身定制了一套课程，包括国家基础必修课程、综合选修课程以及学生社团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其中，中科院科学家们设计的基础兴趣拓展课程，包括自然科学、高科技和环境科学等四大领域、172个课程单元。从高一起，学生就经常走进中科院实验室、基地进行科学考察或由中科院专家到学校，每周上半天课，开拓学生视野。对于研究型课程，由中科院专家给学生提供一些研究方向，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潜质自主选课。学生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根据导师的指导，要独立完成一项研究课题。

  去年10月，北京35中还成立了北京市第一个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并在中科院帮助下建立生命科学、空间科学、云计算、计算数学和材料化学等6个实验室。现在，这6个实验室不只是面向北京35中，也不仅面向西城区，而是面向北京市所有有特长、有潜质的学生，实行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一条龙式的跨校、跨学段、跨学科联合培养。

  与全国大多数高中校长的担忧相似，实际上，在实验之初，朱建民也有过不少忧虑。2011年，朱建民曾给国务委员刘延东写过一封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信。信中，朱建民表达了这样的担心：我们科技班学生学了那么多科技课程，用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开展课题研究，但如果高考不考，这些孩子势必会受到影响。

  时间给了朱建民最好的回答。据统计，北京35中科技班65名学生中，目前已完成中科院15个国家级课题，2/3的学生以学校推荐的方式被高校纳入自主招生范围。

  如果从升学的角度评价，科技班的实验思路无疑是成功的。但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并非所有高中学校都有推进这种实验的条件和基础，他们更多的还是寄望于招生制度改革。

  “只要稍有点良知的校长，其实都想安安静静办教育，但现实有时候让我们根本无法安安静静办教育。”西南某省一所省管名校校长说，经费的捉襟见肘有时候让他有种“逼良为娼”的感觉。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0年，学校教职员工发工资需要1500多万元，省财政划拨的所有经费刚过1000万元，500多万元的工资缺口，只能靠校长自己去找。

  校长能从哪里找来钱？只有突破一些规定，私下超规模招生。

  “地方政府、学校、老百姓的评价都在围着高考指挥棒转，今天的高中教育实际上有种被绑架的味道。”据该校校长透露，他曾以省评估专家组成员身份调查过不少高中。调查中他发现，高中学校开设的课程，依然是重高考，很多地区包括县市高中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等非高考课程几乎没有开设。原因是：一方面高考不考，另一方面，建设一间通用技术实验室需要10万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