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雪林

  到中国教育报工作时，我刚满31岁，一晃近30年了，当我翻阅老照片时，才慢慢地回忆起，自己也曾有过如春天般的青春岁月。

  记得1990年3月第一次参加两会报道时，我想好好采访几位教育界名人。我首先选择采访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顾问的张志公教授。但是，当我和报社摄影部原主任刘全聚敲开张志公的房门时，却碰上他因吃了凉的饭菜而身体不太舒服，有些不想接受采访。这时，我忽然看到桌子上有一堆饭后的碗筷，就赶紧把碗筷捧到盥洗室，认真洗干净，又放回桌上。这时，72岁高龄的张志公缓和了下来，我抓住机会和他谈起看过他写的有关语法的书，并谈了自己的阅读体会。渐渐地，谈话的气氛好了起来，我便把谈话一点点引向采访的主题，最后顺利完成了采访。

  1990年10月，苏联《教师报》代表团应报社的邀请来华访问，报社决定让我负责接待，并全程陪同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部分中小学校。苏联《教师报》代表团团长谢列兹尼奥夫当时是苏共中央委员，后来还担任过俄罗斯议会议长。

  在这次陪同访问过程中，中小学校长们问得最多的是凯洛夫的《教育学》和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100条建议》，而谢列兹尼奥夫对此一再表示非常不解，他一再问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抱着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经验不放？”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后来，我在担任外国教育部主任时，曾用大幅版面报道美、日和欧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经验，这在当时也曾受到过一些批评，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这些报道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2年8月20日至9月21日，我和刘全聚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的邀请，赴新疆采访当地的教育，先后到过阜康、石河子、喀什、塔什库尔干、伊犁、阿勒泰和吐鲁番等地，一个月时间采访了近40所学校，回京后发表了《新疆教育万里行》的系列报道，一共7篇，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来函表扬。这次采访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沿着中巴公路，翻越5000米以上帕米尔高原连绵的雪山，深入红其拉甫哨卡下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采访。当时的中巴公路只有一辆大卡车宽，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这样的路我们走了将近一整天。一次，在翻越公格尔冰山和慕士塔格冰山时，前面的路塌方，路面是将近40度的碎石陡坡，年轻的维吾尔族司机说，修路工人几天内不可能来修路，我冒险爬上陡坡观望，一看悬崖下，几十米宽的河流像一条细线。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害怕。大家商量后，决定沿着陡坡开过去，我自告奋勇坐在司机的身后，在靠近悬崖的最外侧。其实，我内心深处想的是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母亲，第一次产生了放弃采访、打道回府的想法。幸运的是，我们平安开过了陡坡。此后很多年，我还常常为此行感到后怕！我深深体会到，当一名走南闯北的记者是要随时面临生命危险的！

  2000年3月6日，云南嵩明县嵩阳镇木作小学女教师彭富芬正在上课，一名持刀歹徒突然闯进课堂，乱砍学生。为了保护学生，彭富芬拼死勇斗歹徒，学生们的生命保住了，但彭富芬却身负重伤，生命垂危！报社得知消息后，速派我前往云南采访彭富芬的事迹。我当即就乘飞机赶到昆明，立即和云南记者站站长杨云慧搭车赶到嵩明县。当时，县教育局没有车送我们去嵩阳镇木作小学，希望我们第二天乘车前往。为了抢时间，我和杨云慧搭乘教育局的送货摩托车赶往木作小学。在学校，我们走访了歹徒行凶现场，又赶往彭富芬老师家看望并采访了正在恢复中的她。采访结束后，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了长篇通讯发表在中国教育报社会周刊的头版头条。在当时国内各大报中，中国教育报是第一家用大篇幅报道彭富芬事迹的报纸。

  岁月如梭，往事如烟。在令人难忘的采访记忆中，这些是最让人挥之不去的东西，让我在回忆和思考中又不时泛起甜蜜和激动的涟漪。

  (作者为中国教育报原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