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对象：

  孙惠玲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河西区副区长

  汤素兰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蔡   昉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

  罗伟其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

  姚爱兴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

  杨建德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副区长

  罗黎辉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蔡达峰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副校长

  张   帆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社科院院长

  ■本报记者 柯进 高靓 张婷 柴葳

  “今天，我很高兴看到，我们连续多年关注和呼吁的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现在有了很大进展，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还将面临不少新挑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河西区副区长孙惠玲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对于随迁子女就学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初步解决’加以定义，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今后还需要加倍努力，在投入、政策、规划、布局等方面持续发力。”

  围绕新时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记者采访了部分两会代表委员。

  随迁子女教育事关教育公平

  “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说，“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拉动下，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潮。”

  培养人才、向社会输送合格劳动者向来是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关乎一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现在农民工从收入、社保、公共服务供给上都处于弱势。若不解决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就会产生贫困的代际传递，他们也没有机会按社会流动的方向流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说，在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孩子义务教育等各种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义务教育应作为首要项目优先考虑。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蔡昉举例说，为未来中国提供劳动力供给的，就是今天接受义务教育的这些孩子。而今天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这些孩子，包括80后、90后农民工，有超过30%是在城镇长大，他们不会回到农村。如果农村已没有根了，城市又没在人力资本上赋予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光他们会遇到困难，社会也会产生风险，这是当前中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外部特征。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说，广东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全国最多的，在广州和东莞，户籍学生数只占学生总数的1/3，随迁子女每年以25万至30万人的规模增加，“解决好他们的就读问题事关教育公平,这是我们的责任”。

  问题的根子在不完整的城镇化

  在与多名两会代表委员的交谈中，大家公认的结论是，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在教育。汤素兰委员说：“不完整的城镇化并未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因而带来了随迁子女教育的难题。”

  也就是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根子在于不完整的城镇化。以去年社会热议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为例，不少人一味指责地方政府不放开政策，而地方政府则表示，城市资源、土地、环境的承载力有限，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东这样的省份，异地高考的推进格外难。

  “现在，社会集中关注教育公平中的随迁子女问题，其实并非教育自身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姚爱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各种要素加速流动是必然的，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人口，横向流动也会随城镇化的进展而加快，随之导致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持续增长，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问题逐渐凸显，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条块分割、城乡差别、两极分化，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核心。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副区长杨建德认为，这种社会结构虽然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户籍制度等社会改革相对滞后，给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改革带来巨大阻力。比如，现在大家关心的随迁子女在城市就学和高考等问题，根子就在于此。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罗黎辉在谈到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时，语气坚定地说：“推进新型城镇化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也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要从实际出发。”

  与其他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协调推进

  如何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代表委员们也给出了建议和对策。“随迁子女就学问题是阶段性的，在城镇化的初期阶段尤为突出，但随着城镇化公共资源的不断完善，是能够化解的。”姚爱兴认为，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须按城市规模规划教育等公共资源，将教育纳入新城镇建设规划，统一规划、统一标准；按就地就读原则，把接收随迁子女入学作为当地政府的职责予以考核，考核随迁子女入学的比例；同时，借鉴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经验，建立迁入地与迁出地一盘棋管理的机制。

  “这都需要教育外部的社会综合改革予以解决，但这还不够。”姚爱兴说，国家应有相应的财政投入，比如按人头给予这些接收随迁子女的学校相应的教育经费，经费随人头走。

  对于当前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事业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现实，蔡昉说，社会对异地高考呼声很高，我赞同推进，但义务教育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此。如果两项改革只能推进其一的话，我宁愿选择首先破解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而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须与整个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捆绑在一起解决，制度上可以尝试将义务教育的责任上升至中央政府。可借鉴教育券方式，全国居民人人有一个均等的义务教育账户，这个账户就是中央给的义务教育经费，像人民币一样可在全国流通。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认为，包括异地高考在内的随迁子女教育，须与其他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协调推进，通过公共事业投入和管理体制的重大调整，建立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在其他改革尚未全面铺开前，可在筑牢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公平塔基的同时，从改革阻力相对薄弱的边缘适度突破，为后期的整体改革积累经验。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社科院院长张帆认为，可借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之机，将“人的城镇化”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抓住目前国家正在制定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契机，提早介入，优先统筹安排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合理布局和规划，通过政策引导社会资金下移至新型城镇，发展相关产业，让农村流动人口就地居住、工作、就学、就医，最终实现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随迁子女的快乐就学、幸福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