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运动式拆迁成为时尚的当下，现代化的新校园、新大楼取代了装满历史记忆的老建筑，多少校园在拆迁和改造、新建中失去记忆——

  ■本报记者 柯进

  时隔5年，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张玉钧教授始终忘不了自己难堪的一幕：毕业20年的同学从世界各地纷纷返校聚会，作为东道主的他，本想领着同窗们在校园内寻访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那些陈迹。但遗憾的是，20年校园的巨大变迁，连张玉钧自己都无法找到从前的影子。

  不单是张玉钧遇到这样的尴尬。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曾经局促、低矮的校园也在大兴土木的新校区建设或拆迁改造进程中，被现代化的高楼、黑黝黝的柏油路悄然替换，写满一代代学子青春记忆的老校园、老建筑正在机器巨大的作业声中慢慢消失，成了一种文字的追忆。

  是什么促使老校园、老建筑加速消亡？其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文化价值取向？经年之后，走向五湖四海的学子再见母校，还能否找回往昔的记忆？

  校园拆迁：没有钉子户，只有伤逝者

  对于一所学校、一个怀想青春的学子来说，每一栋校园老建筑的背后就是一个学校的发展史、一部个人的青春史。

  网友小洁在自己的网络空间里诉说着自己的心事：

  20年前曾就读的浙江省绍兴市塔山小学，早已改名，并搬迁到了别处。现在，连留影纪念都成了一种奢望。如今的小学校园再也唤不起我一丝记忆。

  无独有偶。小洁曾就读的绍兴第二中学，如今也已改成了稽山中学，记忆中的石碑、荷塘，以及校园木头房内的音乐教室早已没了影踪……

  一轮又一轮的校园拆迁改造，正在成为中国无数校园一首首悲壮的挽歌。

  坐落于武汉大学桂园路的“老八舍”，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以及改革开放后的8栋学生宿舍。曾轰动文坛的《女大学生宿舍》就诞生在被拆除的桂园五舍。这栋宿舍自建成以来，一直是文科学生寝室，其中包括恢复高考后的首批77级和78级中文系学生。然而，2012年暑期，随着武汉大学校舍改造工程的推进，“老八舍”在一代代青年学子“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哀怨声中，终结了她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

  “老八舍”曾走出了著名作家方方以及陈文新、易中天等一批文化界学者、名人，并留下了他们的许多足迹和故事。1978年的9月，武汉大学迎来了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他们带着曾陪伴他们“上山下乡”的简单行李住进了桂园一舍。其中，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的易中天被分在了一楼的一间寝室。在人们记忆中，桂园曾有一个图书阅览室，当时31岁的易中天几乎每天都会去那里自习。被称为凤凰卫视“名嘴”的窦文涛也曾住过桂园六舍三楼。

  2012年暑期，当记者前往武汉大学时，曾经的“老八舍”已成一片瓦砾，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平整土地，建造新的学生宿舍。据现场工程人员介绍，这些学生宿舍楼建成年代已久，陈旧和简陋的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学校决定拆除，进行现代化的扩建和改造。

  对于冰冷的工程机械而言，拆一栋老楼就如同炸药开山掘石般寻常。但是，对于一所学校、一个怀想青春的学子来说，每一栋校园老建筑的背后，就是一所学校的发展史、一部个人的青春史。

  “桂园的宿舍楼，虽然年代最久的不过半世纪，但它们见证了武大不同时期的发展，甚至一度成为武大标志性建筑物。”年近七旬的武汉大学档案馆徐正榜教授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他就住进桂园，无论是求学生涯，还是留校任教，都曾居于此。桂园的前身是武大桃园，相对比较偏，以至在他读书时，桂园有“西伯利亚”之称，学子们到最近的南一教学楼上课，至少要走20分钟。改革开放后，随着紧邻桂园的“教三”大楼建成，桂园便一夜之间热闹起来，成为武大中心之一。直至拆除前，在学子们眼中，这种影响力仍在——学校许多重大活动如果离开桂园，就不能称其为大活动。

  韶光飞去，期待记忆永恒。听说自己曾住过的“老八舍”将要拆除，《女大学生宿舍》的作者喻杉专程赶回母校拍照留念。

  在网络空间里，对于沉淀了浓厚文化味的“老八舍”，更多的学生则是以伤感的文字，诉说着远去的记忆。然而，在“适合做梦和写诗”的校园里，没有强拆者，也没有钉子户，只有伤逝者对于老建筑轰然倒地的追忆和依恋。

  面对新建筑风潮，多少老校园正在失忆

  在新建筑风潮兴起、校园设施条件日益改善的背后，是许多老校园老建筑被废弃、拆迁改造或被商业置换。一些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百年学府也未能幸免。

  近年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过去长期制约教育发展的基础设施差、历史欠账多、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得到了根本性改变。许多学校已成为不少地区最漂亮、最牢固、基础设施最好的地标性建筑。

  然而，与近些年中国式城市拆迁致使许多老城快速失去文化记忆的轨迹相似，在新建筑风潮兴起、校园设施条件日益改善的背后，是许多老校园老建筑被废弃、拆迁改造或被商业置换。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百年学府也未能幸免。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中心之一，曾有大量活化石般的老校园、老建筑，记录着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足迹。但拆迁改造的步伐远胜于大自然的风蚀雨剥。始创于1905年的天津市第九中学，由近代著名教育家温世霖先生创办，其前身为普育女子中学、女三中、红军中学、中山中学，记录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100多年历史发展的进程。

  不久前，记者前往2007年搬迁到红旗南路“阳光100”国际新城内的天津九中采访时发现，新校园虽然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远程视频教室等现代化设施设备齐全，但除了从校史馆能阅读那些停留在老照片上的历史，几乎找不到与照片对应的实物。

  这，只是中国式城市拆迁投射在校园的一段剪影。记者从“百度”上搜索发现，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几乎每个县市都有“新校区建设”的相关信息。

  作为国内著名学府，北京大学近年来也先后新建了综合教室大楼、国际关系学院大楼、政府管理学院廖凯原楼、法学楼、生命科学大楼、理工科楼群等一批新建筑。而在一栋栋新建筑拔地而起的同时，北大周边以及校内一批老建筑也渐渐消失，并在人们的记忆里模糊起来。

  一位熟悉北大历史的老教授向记者屈指细数北大校园的变迁：

  曾经的“十斋”，就位于今天的理科楼计算中心123号机房处；曾经布满弯弯曲曲小巷的成府村、万圣书园、顾颉刚旧居，就在今天的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处；曾经的老虎洞胡同、天成小市场、向阳体育商店，如今成了北大南门外的草坪；曾经的静园果园，而今被改造成了一片草坪；曾经的“十三斋”、“十四斋”，现在再也找不到影子……

  拆除老建筑不是发展的唯一选项

  一拆与一留的抉择背后，所传导出的不只是管理者决策智慧的分野，更重要的是不同学校对于校园老建筑不同的文化价值认同。

  其实，近些年来，在全国各地，不论大学，还是中小学，不论其办学历史悠远，还是短暂，都已先后进入到一个大兴土木的快速扩张时期。

  记者足迹所至的数百所学校中，过去10年，未进行过老校区改造或未建新校区的，屈指可数。对我国中部某省20余所省属、部属普通高校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仅2所部属高校目前未建设新校区或进行大规模的老校区拆迁改造，而是继续维持近百年的校园布局和规制，不少建筑甚至已成为国家级、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对象。

  在旷日持久的城市大拆迁中，大学虽历经风雨沧桑、岁月洗礼，但仍坚守着这块阵地，抵御着世俗的侵袭。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在大学校园也刮起一股“拆迁风”，有的把旧的建筑推倒，在原地重建；更多的则是把整个老校区卖掉，另起炉灶征地建设新校区。此风愈刮愈猛，致使一座座美丽的老校园相继消失。

  是什么让如此多的学校热衷于拆旧换新？

  河北省教育厅原助理巡视员、现副厅长张益禄认为，表面上看，校园“拆迁风”与学校前些年的连年扩招密切相关。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数量增加，学校空间普遍不足。为解燃眉之急，这些学校就要征地建设新校区，而建设新校区资金短缺，就要把旧的校区卖掉。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无可厚非。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些学校急功近利、喜新厌旧、重利轻义的政绩观作祟。拆除旧校舍建设新校舍，变卖旧校区建设新校区，大兴土木，高楼林立，往往能显示领导的气魄和力度，看得见，摸得着，是件事半功倍、立竿见影的事。而抓学科建设，搞尖端科研，提升教学质量，则需要多年磨一剑。在一些学校决策者脑子里，有种很深的“崇新”情结，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渴望“破旧立新”，过于看重实用价值，轻视人文精神，把校园建筑简单地看作居住和活动的场所，而忽视其潜在的历史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