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扩张风依然强劲的当下，拆除老建筑或许并非唯一选项。实际上，在全国现存的几十万所校园中，不乏存有大量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文化遗产，也不乏有些学校始终将老建筑视作校园灵魂之所在而精心呵护着。

  始建于1935年的甘肃省酒泉中学，校内至今还完好无缺地保留着元代以前就已存在的一座古钟楼寺，它既是明清以来河西地区众僧聚会吟梵的重要寺院之一，也是当时酒泉城内最大的宗教活动中心。该校自创办以来，虽历经战火洗礼，但古钟楼寺始终倍受该校历任校长呵护。

  2012年6月，当记者前往该校时，位于该校大门前的古钟楼寺正在巨大脚手架的包裹下进行维修加固。“这是学校的一笔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也是学校最好的文化名片，所以，每隔几年，政府和学校都会拿出一笔经费对钟楼寺进行修缮。”该校校长邓新源说。

  酒泉中学或许是一个特例。在经济发展唱主角的现实里，不少学校不得不为了地方发展大局被动进入政府的拆迁名单之列。但是，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有一个故事只要提起，师生们就会感到心里暖和。

  根据成都市政府规划，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人南校区将被打造为科技商务一条街的商务中心，这意味着有58年办学历史的人南校区将成为历史。

  搬迁的消息传出后，万千校友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向学校和老师表达了对老校区的怀念。为保存学校历史的传承性，让校友们能从复旧建筑中找回当年校园生活的点滴回忆，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最终决定，在新校区按照老校区传统建筑样式，选址重建西南空军气象大楼、教学楼等建筑以及其间的道路和中心花园。

  一拆与一留的抉择背后，所传导出的不只是管理者决策智慧的分野，更重要的是不同学校对于校园老建筑不同的文化价值认同。

  我国建筑界著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曾表示，一个民族、一个个体对于传统老建筑的尊重，其实就是对自身民族和个体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视。“一个忘记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民族、个体，是永远找不到未来的！因为，他们看不到来时的路。”

  校园古建筑保护，期待制度的力量

  “国内对于古建筑的保护，缺的不是热情，而是像西方国家对待珍贵文物一样的严密制度和传统。”

  在一次“绿色校园与生态文明”的活动上，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吴斌教授指出，人文环境的塑造对于青少年人格完善有着重要功能。学校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蕴藏着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那些古朴典雅的老建筑是一所学校思想和精神之根，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建筑本身。

  近些年来，在运动式拆迁成为一些地方城市发展主色调的背景下，尽管具有人文价值的校园老建筑遭受的毁坏有目共睹，但也有些学校为保护老建筑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翻开中国学校的“拆迁档案”，作为校内古建筑、文物繁多的北京大学，似乎一直就没有从媒体的聚光灯下移开过。但不可否认的是，北大在充分利用资源服务教学科研和保护明清皇家古迹之间，一直在艰难取舍。

  从北京大学西门东行500米，便是未名湖区。这一带园林景致优美，绿树成荫，道路两旁的古树都编有北京市文物局的号牌，除“未名石舫”、“花神庙”等几个古迹外，湖的西北角还有明清建筑外观的“德才均备”四斋。在朗润园和镜春园一带，是一栋栋破败房屋和荒废院落，有的是清代皇家园林建筑的遗迹，有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搭建的民房，文物价值差别很大。

  2005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建委发布的拆迁公示称，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文件批准，北京大学在院内东至围墙（北大科技园西路）南至镜春路，西至红湖东岸，北至围墙（清华西路）范围内，实施北大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建设。

  2006年2月，此事被媒体报道后，北大拆迁的话题立即成为当时北大未名BBS上的十大话题之一，其中不少帖子表达了对镜春园和朗润园原貌的依恋。几天后，北京大学大规模拆迁活动戏剧性地被暂停。

  作为教学、科研场所的学校，在老建筑、文物保护和服务师生之间究竟如何平衡？在几年前北大那场拆迁风波中，北大老教授孟华就曾提出：“无数形态各异的新建筑杂乱无章地出现在莫名其妙的地方，破坏了北大校园原有的周边古建筑与校园内‘中西合璧’建筑交相辉映、完美结合的风格。对于北大老建筑的保存工作，我有几点建议：一是可以装修内部，但不得破坏外观；二是每座建筑前竖一块牌子，介绍古建筑历史；三是不应见缝插针地修建新建筑，要对园区有整体规划。”

  随后的一周，经专家反复论证，北大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筹集6000余万元，对于朗润园和镜春园一带1960年至1970年间建造的简易居住用平房与唐山地震后搭建的临时建筑进行拆迁，并完整保留校内清代建筑、燕园时代的建筑等；对于已经残损破败的，进行修缮维护；拆迁新建的建筑采用仿古外观，并一律限制高度。

  几年前北大的那场拆迁风波早已远去，其中虽有理不清的众多无奈，但它为国内不少学校重新认识老校区、古建筑等校园遗产的价值以及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

  当中国式拆迁成为一种“运动”，日益侵蚀校园时，更多的人则选择了以制度自觉的方式加以抵制。对于有着众多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的武汉大学，目前成立了以校长为主任的学校早期建筑保护管理委员会，并对珞珈山上“老18栋”别墅群、图书馆、老斋舍等一批早期建筑群进行了修缮，同时，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完成了对学校早期建筑群的测量及数据库备份工作。

  2005年，北大委托清华大学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了《北京大学燕园建筑文物保护区总体规划》，并获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审查批准，这也是全国高校第一份校园文物保护总体规划。

  “国内对于古建筑的保护，缺的不是热情，而是像西方国家对待珍贵文物一样的严密制度和传统。很多建筑建成投入使用后，图纸数据都没有了，谁设计建造的，事后基本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在使用期限内进行定期维护保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著名建筑学者张良皋教授说。

  张良皋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2005年11月16日，对于中国的学校乃至建筑学界来说，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150余幅珍贵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图纸历经70多年风雨，辗转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后，被当年美国设计师的后代送归故里。

  150余幅珍贵图纸的回归，或许不只是有形的建筑图纸，而是一个建筑师对于自己作品的珍视。或许，这是校园建筑遗产保护的一个西方解释。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答案。

  许多世界著名高校，其建筑大多古朴典雅，历史悠久，保存得相当完好，他们对于校园古旧建筑往往视若珍宝，倍加珍惜，即便迫不得已要拆除，也往往慎之又慎，都有一套严格的保护程序和制度。正因如此，一代代校友即使毕业离校几十年，有朝一日重返母校，他们依旧还能找到各自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痕迹，找回各自年轻时代的记忆。

  时光流逝，一往无前。对于国内众多学校，他们中的许多都将跨过百岁的门槛。老建筑、老校园的拆与留，或将是这些学校师生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是继续追随新校园、新大楼而去，还是独善其身继续坚守，我们不得而知，只有期待历史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