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霄岭

  我毕业于清华大学，1993年去美国留学，获经济学硕士和金融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做经济学家，当时主要从事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境外衍生品方面的研究，同时向格林斯潘、美联储高层等提供分析。之后，我去了华尔街，在摩根斯坦利纽约总部负责信用衍生品交易风险方面的工作，我在华尔街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全过程，使我对金融危机有了最切身的体验。摩根斯坦利只有20多个人的交易平台，在危机当中损失120亿美元。

  金融危机以后，我所认识的、在华尔街工作的人，有不少回到国内，但我是少数几个自己辞职回来的，而且回到薪水很低的政府部门工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对祖国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我在美国生活了16年，但是说到底，我骨子里永远是中国人。二是历史使命感促使我回国。从小在国内受教育，或多或少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和使命感，总想为国家做一些事情。我在纽约的房子有个很大的花园，我经常在阳台上沉思，痛感自己已经快到中年，还没有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三是由于我们这些人骨子里是中国人，所以只有回到中国，才能真正做一些事情，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

  我2009年8月回国，任中国银监会监管三部的副主任，很快我就进入角色了，我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负责在华外国分行的监管工作，统筹全国各地银监局的监管工作；参与制定中国银行业的相关法规和政策，我作为主要负责人，起草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试验，还作为主要负责人制定了外资银行危机处置的应急预案；还在银监会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健康改革的最新规则制定，全程参与了金融稳定联席会最高层新监管规则的制定工作，其中包括巴塞尔协议III，影子银行的处置，还参加了几次国际会议，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最终得到了采纳，有效维护了我国银行体系的利益，提升了我国在金融治理中的发言权。

  我觉得海外学子回国报效国家，确实是一个趋势。一方面国家确实是求才若渴，另一方面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人回国的确有用武之地，就我所从事的金融业来说，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业现在进入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终于开始在国际金融治理当中有了一些话语权，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有一批既有国际视野，又了解国内情况，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高层次人才来行使这些话语权。

  （下转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