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九苓

  每逢四月，北京市会启动博士生、博士后下基层的工作，此项制度已实施6年，笔者作为研究者与关注者，对此有着深深的体会，看了中国教育报4月8日8版的“博士生在基层：事业的根基与厚重的大地相连”一文后，笔者不禁提笔小议。

  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这也是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有了迅猛的发展，政府管理体系也日益庞大和臃肿，管理者与基层工作的“距离”也是越来越大。“脱离群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被政府管理者所认识，这些年也不断有各种“深入基层”的活动见诸报端。在这种背景下，“博士生、博士后下基层”，就不仅是教育上的意义了。事实上很多类似活动都是由各级政府直接倡导或支持下展开的。

  之所以会出现“脱离群众”现象，原因很简单：一是管理者太忙，二是生活方式不习惯。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济发展和管理规模扩大以后的必然结果。这几年“北上广”生活压力大，不少人“逃回”自己的家乡，但没过多久，又再次返回大城市。原因就是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冲突。一个人会变得连自己的家乡都无法适应，可见“扎根基层”的难度。

  对于加强基层工作，促进社会不同阶层相互理解方面，学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群体。学生可塑性和适应性强，关心社会，具备理想主义的热情。他们愿意理解他人，与“基层”也没有利益上的冲突。学生到基层做一些志愿工作，不但可以服务社会，促进不同观念的思想交流，更重要的是能让学生透过社会的窗口“认识自己”，有利于个人未来的发展。这一工作如果能够系统化，制度化，政府也可以减少行政成本。可以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学生的各种志愿工作，社会服务等，也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博士生、博士后是学生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堪称学者，他们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知识、人生阅历等也更丰富，因此看问题与做事的风格有很大不同。学术思维的特点是理性而全面地看问题，可以透过现象而把握本质，通过众多案例提炼、总结更具普遍意义的规律。“博士生、博士后下基层”从这一角度来说，可以更好起到培养人才并弥补基层工作不足之处的意义。

  “博士生、博士后下基层”是涉及教育、社会、政府管理的战略性举措，能否成功，并达到一种良性循环，不能只是靠号召和人的自觉意识，更主要的是要认清这一活动对博士生、博士后本人及基层双方的利弊得失。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读书人的座右铭。到基层、实际工作中调研、学习，是增长学识的有效途径。事实上这些年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组织的博士生、博士后下基层活动中，志愿者报名都很踊跃。组织方所需要做的是进行适当培训，并设置考核任务，如调研报告等，使这些博士生、博士后对基层工作特点、下基层的任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冲突，提高工作效率，而不是让下基层成为观光旅游，或成为基层的负担。一般而言，博士生、博士后下基层要本着多看、多做、多想的原则。“多看”就是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研，了解全面而具体的情况；“多做”就是要力求真正融入基层生活，从基层工作的视角看待问题，真正理解当事人的喜怒哀乐；“多想”就是要利用自己的理论优势，总结、提炼基层工作经验，对存在的问题试图找出其症结所在。另一方面，博士生、博士后要意识到基层工作的复杂性，各种利害关系平衡的困难，特别要注意交流沟通的方式。博士生们要展现自己的特长，并尊重他人的风格与习惯。博士们在基层应该定位于观察者和建议者，不要表现出影响甚至干涉基层工作的意图。涉及理论术语的地方，一定要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这也是对自己学识水平与基层工作理解程度的检验。

  基层以什么方式和态度对待下基层的博士就比较复杂了。一般来说，博士们不可能在“基层”停留太长时间，而且毕竟缺乏工作经验，所以不要指望他们能解决多少基层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能给基层带来“项目”的博士们也只能是个案。也就是说，“博士生、博士后下基层”，往往不能直接带来管理上的“效益”，甚至可能是更多的“行政成本”。这一方面要对基层管理者进行适当培训，对下基层博士们的安排与使用上要动脑筋，找到能发挥博士们特长并能对实际工作有促进作用的切入点；另一方面也需要上级政府继续“号召”，并在制度上对这一活动常态化，坚持做下去，就会有显著的效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教授，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物联网专业委员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