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中国教育报走进高校“中国梦与我们的使命”主题活动来到天津大学，举行了首场主题报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为天津大学师生做了“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的报告，对比了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异同，阐述了大学的使命，畅谈年轻一代的理想和责任。本报刊发演讲实录摘编，以飨读者。

  ■主讲人：饶毅

  在摆脱屈辱历史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实现

  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做具体工作。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梦的说法。美国梦很强调个人努力和个人奋斗，这种强调的背后实际还有另一层含义，不过大家并非都完全清楚：意思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种体制，美国本身代表了高尚理想，美国的体制本身几乎无需修改。我们在此无需争论美国梦该如何理解，同样，大家对中国梦也有不同的理解。

  我所理解的中国梦，与我国近代的历史有关。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间，中华民族在外敌当前的情况下，有过很长的屈辱历史。这段历史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留下了很长的阴影。当然，我们已经从这个阴影中走出了很多，特别是我们已远离了1840年到1940年这段低谷。在走出阴影的过程中，这段历史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考。我相信很多中华儿女都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摆脱屈辱历史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实现，这是我心目中的中国梦。

  我们国家、民族为探索自己的道路，很多人做出了各种努力，虽然我们在探索与努力中曾走过弯路，但是，我们不仅生存下来了，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现在走上了可以乐观的道路。这样的历程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有问题，有时有很大的问题，但我们以后可以做得更好。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做具体工作。

  这也是我回国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归属感。在没有很大生活压力的情况下，自在地思考人生，得出有关归属感的结论；发生由客为主的心态改变后，自主地审视美国文化，客观地比较中美差异，有助于自我认同；从学生变为教授后，自由地批评美国的问题，让我更易理解中国，知道什么需要发扬、什么需要改进；当历史巨变发生在自己的祖国，继续待在国外不仅不合亲情，而且不符合美国文化中值得学习的勇气和开拓精神；意识到很容易看到中国的缺点，而这些缺点也正是中国发展的潜力所在，就不能停留在指出中国问题的层面，而要投身其中解决一些问题。

  回国后的这段经历，让我对回国不仅不后悔，而且很乐观，并希望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加盟”。国家已经对年轻人回国以“青年千人计划”的渠道提供支持，也开始通过“万人计划”对已经回国的年轻人提供支持。有些人好心地为我们回国工作遇到的阻力而担心，同样的担心可能影响海外学者和学生。阻力虽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没有阻力，我们的工作可能价值很小，因为人人都能做。

  国家坚定地支持改革，海内外人心所向也非常明显。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国内工作的前景很乐观。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今天我们的时代可以说：“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知道先辈如何工作，使我们更加理解中国梦

  他们都在不同时代为我国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工作条件与今天科研工作者的条件无法相比，这激励我们今天的师生努力做出好的工作。

  从1995年开始，我写过至少几百个人、几十件事，都基于我自己所找的历史资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与事并非国内的大众甚至学界认识到的或者完全赞同的。我相信自己挖掘历史，寻找证据，了解本行的先辈是如何工作的，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梦非常有意义。

  我研究的领域是神经生物学，使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手段，主攻的核心问题是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我从历史资料中了解到几位科学家。早期有林可胜，我称之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8岁被送往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到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在上世纪20年代有着超乎现实的目标——医疗、教育和科研。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可协和医院却要求做卓越的科研。在这样的氛围下，林可胜成为了早期协和医学院系主任中的中国人，而早期的协和医学院基本都是由外国人做系主任和教授的，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著名科学家。

  林可胜在协和医学院期间，在胃肠道生理方面做了重要工作。但在那个时代，因为有极强的救亡图存思想，他放下科研，上了前线。上世纪50年代至1969年他去世为止，他主要在美国的一个中型药厂做研究部主任。虽然他当时已经年迈，但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发现阿司匹林镇痛作用不是在脑里面起作用，而是在外周起作用。这是阿司匹林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可以看到，这位先驱科学家对科学有极高、极强烈的追求，但他却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放弃了科研，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奋斗。他于194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也就是说，在杨振宁、李政道还在读书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位被世界推崇的中国科学家。

  在林可胜之后，有一位科学家叫张昌绍，1941年从美国回到战火中的重庆。战争期间，他虽然不能上战场，但在后方为中国介绍了很多药物。当日本占领金鸡纳产地后，同盟国中国、美国、英国等都缺抗疟药，张昌绍便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神经药理研究，改做抗疟药。

  从1943年到1948年，张昌绍在中国的刊物和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科学》和《美国化学会志》上，带领他自己的课题组，或与化学家合作，连续发表多篇论文。他们从中药常山里面提取有强大抗疟作用的常山碱。当时，英美也在进行这项研究，查看当时的文献可以发现，中国在这项工作中，在好几个步骤上领先于美国。

  常山碱后来没得到应用，原因是它有副作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和美国竞争找抗疟药，中国组织多个单位从1967年5月23日开始，寻找抗疟的多种方式。其中，1972年，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与其他一些科学家在发现青蒿有抗疟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其中的分子——青蒿素。青蒿素作为药物被发现以后，在“抗美援越”的时候没来得及发挥作用，但在今天已经向全世界推广，现在抗疟首先就要服用青蒿素及其衍生物。

  青蒿素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做出来的，其整个思路、做法完全是张昌绍1943到1948年的做法，所以是我国第二次在抗疟药上领先。

  这些科学家都在不同时代为我国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工作条件与今天科研工作者的条件无法相比，他们使用的资源都比我们现在少。这激励我们今天的师生努力做出好的工作。

  中国梦虽然有很强的集体团结成分，但并非没有个人作用，就如美国梦虽然强调个人作用，但美国作为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其实也强调团队合作。我比较的结论是，在合作上，美国人比中国人做得好，这也激励我们要更好地合作，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个人的积极性。

  实现中国梦，教育需要改善很多问题

  很多年轻人甚至少年儿童没有梦想，因为社会和家长都叫他们不要做梦，只是以总分为唯一挑选和奖励的标准，没有鼓励孩子追求一辈子的幸福和更高的目标。

  我曾经写过《从美国梦到中国梦》这篇文章，以上一些内容文中有所提及，有兴趣的人可以检索我的全文。追求中国梦很重要，如果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都没有了梦想，那是全社会的悲哀。

  我今天讲一些超出原来文章的内容，作为“中国梦的教育版”。我想讲四个层面：个人的理想、学校的培养、社会的文化、国家的环境。当前，我们在这几个层面都有问题。

  首先是个人缺乏梦想。

  我国很多年轻人甚至少年儿童都没有梦想，因为社会和家长都叫他们不要做梦。我儿子是9岁半的时候跟我回国的，他那时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现在读初三。我前天问他，我要去讲中国梦，讲中国教育的问题，你有什么意见。他说，中国的教育方式让孩子都没有理想，大家想分数高一点，不想将来做什么。

  对此，我自己这几年的体会也很强烈。回国后，我很快发现国内很多大学生没有理想，也缺乏志向。比如，学院每年请30个国外科学家来做学术报告，这对老师和学生都十分重要。在我读书的时代，老师若得知全市某个地方有学术报告，只要这个报告和他的研究有一点关系，他们就骑车、坐公交车去。但如今的情况是，这样的活动参加的人不多。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某跨国公司借用我们学院的学术报告厅进行宣讲活动，现场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走廊都坐满了。如果读了北大、天津大学还只盯着本科毕业后第一个月的起薪，实在有讽刺意味。

  我以前认为中文里最糟糕的词是“老板”，因为有很多人把研究生导师叫成“老板”。我后来才发现这远远不是中文里最糟糕的词语。我最近得知了六个字，“高富帅”和“白富美”，媒体和公众将它们作为正常词语使用，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文化很糟糕，因为这些词是把人当成动物在交换。如果这就是社会鼓励的人生理想和境界，那还不如做梦，不要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