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校从中小学到大学，都有单一求全的问题，中小学为了学生升学，把分数变成极端重要的事。如果是做科学研究，有些（当然不是全部）总分高的学生其实正好不能做研究，只能背书，背已经被咀嚼过很多遍的其他人的研究结果。这几年，我为学院的全体学生提供个性化选课的机会，起初多数学生不愿意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因为他没有梦想和目标，那么选择就成为了很大的困难。我宣布进行个性化教学的第一年，一共只有一名学生来找我，第二年有两个学生来找我，后来才逐渐多起来。特别是我们用了教育部的拔尖人才计划，把它改为学院所有学生都可以受益的计划，有些学生终于走出追求总分的怪圈，发展了特色，选了平时生物专业的学生都不学的课程，暑期到国外实验室好好做研究了。今年我们有学生被哈佛录取为研究生，而他们的总分排名不在全年级前三分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也录取了总分排名不是前几名的学生，因为他们确实有特色。这样会继续影响我们的学生找到自己的特色。

  学校以总分为唯一挑选和奖励学生的衡量标准，不仅把很多学生的优点给扼杀了，还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制造了社会矛盾。小孩子很小就意识到我永远在跟别人排名，跟我越近的人越是我的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因而造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离你越近的人你越要打败他，离你越近的人你越恨他。所以，这样单一化的要求不仅是对个人的极大禁锢和束缚，同时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而正常的教育应该教孩子善于合作、交友。

  社会对于教育的一些理解也是肤浅的，对教育的预期很狭窄，我们的家庭教育也有问题。很多华人家长把孩子上大学这个关卡变成了其本人作为家长的毕业节点，认为孩子只要读了大学，家长就毕业了，所以有的家长给孩子定的目标其实很低（上北大算目标？上了北大而不幸福、失败的人很多），没有鼓励孩子追求一辈子的幸福和更高的目标。社会和家长的问题，给中小学和大学带来极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学校进行很多改革都面临困难。

  让每个人都能追求自认幸福的人生

  只有国家、社会、学校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每个青少年才能积极地找到愿意做的事情。

  我希望个人、学校、社会、国家都做一些事情。

  我希望国家首先带头，让社会有更多的信任感。国家首先要信任学校，给予学校自主办学权。教育部可以对学校的边界进行规范，也可以对学校有一定的质量要求，但是不要进行具体的微观控制。

  学校要接受一定的社会监督，比如说，在有理事会、董事会监督的情况下，自行确定希望在哪些方面办出特色，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为了这些目标，学校自主决定开哪些课程、怎样授课、学生怎样选课。学校学位的名誉、社会认可度，由学校自行掌握。这样可以在实现学校自主办学的同时，让学校师生更有责任心，也可以显示出国家对学校的信任。

  我希望社会能够真正建立起信任，人们能够互相尊重。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成员的多样性，比如从事各种职业、追求不违法的各种各样的个人幸福，人们都觉得有趣，都觉得值得推崇，而不是持有单一的价值观。

  我也希望，学校能够鼓励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在同一个标准下做得最好。如果有多种评判标准、多种出路，能做得好的人就有更多。

  教育要带动社会，不要经常抱怨，而是要鼓励每个人都要乐观、有信心，我们的老师要发现每个学生的特长。美国的老师从幼儿园开始就告诉每个孩子“你最棒”。我希望我们的老师如果发现学生的弱点，只需要提醒，不需要经常打击学生，应该鼓励学生用特长在社会上做出不同于他人的贡献。

  我要讲一个我的切身体会。我在中国读完大学后，突然意识到我跟大家一模一样。我心里有点害怕。因而我大学毕业以后的历程，就是在努力把我自己变得跟别人不一样，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我现在太不一样了。但国家、社会、学校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才有各种人为社会做不同的工作。每一位青少年都能积极地找到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阳光的人生，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不容易的。

  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把握住自己？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尊重自己。不管做什么职业，无论是小学教师、还是工厂的技术员，只要你喜欢，好好地做事，就能够为社会做贡献换取你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追求你认为幸福的人生。

  【对话】  

  饶毅做报告后，与学生展开互动。以下为问答环节摘录。

  国家要为个人实现梦想提供更好条件

  学生：饶老师您好，我是天津大学机械学院机械系的学生，今年大四。目前我国各领域都在力主改革。您认为教育领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方式？

  饶毅：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条件改革。如果放权的话，各个学校都可以选择一些方面来进行改革。比如说，我认为课程单一化是个需要改革的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高校一个院系有多个专业，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教育改革，很多院系做成了单一化。比如全国很多学校的生物系原来有五六个专业，而现在大部分生物学院只有一两个专业，有狭隘化的倾向。

  改革单一化的课程设置，不需要国家层面做，甚至也不需要学校层面做，这个事情的权力完全在院系。我在这几年的实践中发现，只要院系承担责任、教师积极，完全可以改革课程设置，不能怪教育部和学校。按照现代生物学发展的需要，研究生物的人一部分要学很多物理知识，一部分要学很多数学知识，一部分要多学化学知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同时学很多数学、物理、化学知识，而应该是各有偏向，既适合学生的个性，也为学科发展准备了多方面力量。

  要搞好课程改革，教师有很大的责任，要看教师是否愿意做、想做好。教师把每一门课教好，也很重要。教学能力差的老师，不用多教学。有些老师教学能力好，但不愿意认真教学，因为相比做研究，做教学得到的回报很少，这就需要学校和院系给予支持。比如，我在学院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支持做教学的老师，教学做得好的老师，收入可以高于善于发SCI论文的人。

  总之，我认为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的改革，不需要等上级干预，老师积极就可以做，且可以切实对学生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学生：是什么原因让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回到中国来？请您结合在北大执教的经历，谈谈您了解的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饶毅：就我个人而言，我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我到了一定年龄后会想：我有没有归属感？如果有，我的归属感是什么？我认识到我在中国完全能从事我要做的自然科学研究，这样我的归属感就和我的职业联系在一起了。我带儿子一起回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对于小孩子来说，有自我认同比教育的具体问题更重要。

  我想中美两国教育的不同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是否允许每个人不同的发展、不同的发展是不是都能得到支持上。我回国后一直在学院里推动个性化教育。在推动过程中，我才意识到，教育部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学校在这方面也没有问题，报上去的改革计划都能得到批准，只要负责任地做改革，都能得到支持。关键问题在于，老师们能不能积极配合做，学生能不能改变心态跟上对自身成长更好的培养方案。

  学生：您说美国梦是以个体为出发点，中国梦以集体为出发点。中国梦和个人有什么关系？怎样吸引个人参与到实现中国梦的行动中？

  饶毅：我相信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个人和集体都要一起努力。你可以说美国强调个人的时候没有强调集体，但是换个角度说，实际上是美国的集体体制非常好，不需要再做很多努力。所以你可以同样说中国梦强调了集体成分，但也可以是说国家和社会应该为个人实现梦想创造更好的条件。所以，集体的梦不是压抑个人，而是在个人做好的条件上，促使社会和国家为个人实现梦想提供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