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春华

  教育的效果在几十年之后，对于大学来说，其效果更有可能是在上百年开外。

  中国教育报4月10日3版编辑部评论从几则近期新闻谈起，说到中国家长的集体焦虑，令我印象很深。不可否认，中国教育整体承载的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来自社会外部，也来自家庭自身。

  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奇特的教育焦虑感。整个社会犹如一个大金字塔，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向顶端冲刺——到不了顶端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即使自己这一代冲不上去，也要通过教育把下一代“拱”上去。西方人之所以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家庭会订立一个又一个奋斗目标，就是因为不理解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但是人生是一场长跑，终点的成绩并不取决于起跑的快慢。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使得中国的升学竞争分外激烈，也迫使各类教育机构——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围绕升学考试开展教育，导致教育的功能大大萎缩。

  而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最好的大学不得不同时承担类似美国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两种功能。也就是说，一方面，大学必须考虑教育公平问题——因为大学是国家财政支持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就违背了大学的公立性质。特别是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思维支配下，在当前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对高等教育公平——尤其是招生名额公平——的呼吁越来越强烈，高校面临的社会公平压力也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中国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极为强烈和迫切，因此，大学必须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第一位。一般说来，效率和公平这两种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追求人才培养质量，大学就必须集中有限资源，为少数精英分子创造发展的条件；追求教育公平，大学就必须拉平差距，为所有人提供同等机会。在教育领域，绝对的公平是无法实现的——人从一出生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学就不得不在追求卓越与追求公平之间艰难地寻求微妙的平衡。

  相比之下，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金钱社会，教育却能有效地满足社会各阶层对于教育的不同需求？经过实地考察，我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它的制度设计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这也许和美国社会盛行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关。在美国，富人当然希望获得更优质的教育，相应地就有私立教育机构加以满足。穷人希望获得受教育的公平机会，相应地就有公立教育机构加以满足。此外，穷人也希望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于是，私立大学拿出一部分招生名额用于满足穷人的需求，顶尖的公立大学也可以接受更多的穷人，穷人还可以通过获得奖学金来完成教育。由于美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大学质量普遍较高，尽管不能全部满足各个阶层的教育需求，但社会压力已经相对得到释放，不致于将矛盾全部集中在一点。其实，美国大学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但人们并没有非哈佛、耶鲁不上的情结，去其他学校，甚至是州立大学也不坏。而且，学生仅仅能够进入大学是不够的，因为还必须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避免被淘汰，而学生被淘汰之后也不是走投无路，只不过是到质量低一点的学校完成学业而已。社会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释放。我的总体感觉是，美国人更看重的是教育的实际效果。

  近年来，中国教育可能喊的口号比较多，价值判断比较多，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措施相对比较少。比如，成天呼吁要开展素质教育，但一些学校和家庭做的却是应试教育的事情。又比如，不断强调道德教育，但学生在面临实际利益的时候，往往把道德教诲抛到爪哇国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还是把教育当成政绩来做的缘故。教育是最不应该讲政绩的。因为教育的效果是在几十年之后，对于大学来说，其效果更有可能是在上百年开外。为官只能一任，如果用做政绩的方式去做教育，其结果不仅仅意味着教育的失败，而且一定会对教育本身造成巨大的伤害。

  （作者系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