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系列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天津、湖北、山东、辽宁、四川、甘肃、广东七个省份，依托七所高职院校举办了七场区域性学术研讨会。会议精心安排的专家主题报告、院校案例分享、校企交流对接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参会代表们收获颇丰。其间，教育主管机构官员、专家学者、院校领导、企业高管齐聚一堂，围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这一话题，各抒己见，热烈探讨，碰撞思想火花，共享学术盛宴。

  挑战重重Vs机遇大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前景

  “职业教育面临‘区域转型、企业发展’两大机遇，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应该强化‘校地’依存关系，实现学生增值和区域共生共长。”广东站研讨会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职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树超，在主题为《校企合作——职业教育主线与院校策略》的报告中指出，职业教育目前虽然面临着社会地位低、缺乏科研支撑系统、缺乏成熟行业组织、缺乏企业持续参与政策、资格证书权威及就业准入系统薄弱等多种挑战，但随着整个社会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职业教育正面临着历史性的新机遇。职业教育目标将从“培养学生获取一技之长”，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转变。当我们回首改革开放辉煌的30年，第一个10年主要是乡镇企业融合农村劳动力，第二个10年是面向全球代加工，第三个10年是全面建设基础设施，那么第四个10年发展机遇在哪里？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发展无疑会成为必然之势，因此，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应该强化“校地”依存关系：强化技术技能型人才海绵功能，主动规划设计对区域发展贡献，主动向地方政府要任务要项目，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主动引领和助推三线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

  利益共赢Vs文化共生——校企合作的关键之处

  校企合作应以利益共赢机制为基础，这已成为业内共识，但是实现利益共赢就能搞好校企合作吗？国家教育部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余祖光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在山东站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校企合作推进产业文化育人》的专题报告，其精彩的观点、丰富的实例，激发了参会代表的热烈讨论。

  余祖光指出，文化而非利益才是校企合作的根本，文化对接是校企深度合作的纽带。校企合作搞得好与不好不仅靠利益，也要靠社会责任和社会合作，同时还离不开深刻的文化原因。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与职业岗位群、课程体系与职业岗位标准的不对接问题，首要原因是产业文化没有对接。何为产业文化？产业文化是富有中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的生产和工作方式的沉淀与升华。校企合作要以文化融合为先，首先应跨越学习世界和工作世界之间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鸿沟，其次才是跨越知识技能的鸿沟。其实，教育主管机构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如国家教育部门相关领导就主张“要把工业文化融入职业学校，做到产业文化进教育、工业文化进校园、企业文化进课堂”。

  定界教育Vs跨界延伸——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趋势

  职业教育应该是立足职业看职业、立足教育看教育，还是应该跳出职业看职业、跳出教育看教育？甘肃站研讨会上，国家教育部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姜大源发表了他的见解。在题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与世界趋势》的专题报告中，他阐明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三大基本问题和三大世界趋势。

  姜大源指出，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跨界的教育要有跨界的思考。课程始终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职业教育要树立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观，将“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为载体的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开发的宗旨，课程名称和内容不是指向科学学科的子领域，而是来自职业行动领域里的工作过程。同时姜大源总结了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的四大主体脉络，即“一个重大的共识：确立需求导向的可持续发展的职教观念；一个重大的定位：构建多元趋向的开放式运行的职教体系；一个重大的突破：开展创新驱动的跨界性集成的职教研究；一个重大的进展：建设交流互动的国际化合作的职教网络。”在研讨会结束前，姜大源还口赠了高职院长们一副对联：上联“跨界勿越界界界树新风”，下联“升本不忘本本本出特色”，横批“我是高职”，激起与会高职院校长们的强烈认同。

  高职姓“职”Vs高职姓“高”——校企合作话语权之争

  高职姓“高”还是姓“职”？校企合作，职业院校和企业两者究竟谁才是主体？在广东站研讨会上，来自粤、桂、闽、琼四省的高职院校和企业共同展开了讨论。

  参会企业代表——广东某美容健身公司负责人姚文峰认为，校企合作已是共识，当前双方的沟通定位更加重要。他认为，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定位清晰，学生的定位才更加清晰。但学校和企业其实是人才培养链条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双方合作的最终指向是，共同打造一个人力资源品牌，在此意义上，没有主体之分。

  对此，河源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安华持不同观点。他指出，校企合作中职业院校应该是主体，作为校方需要培养出专业性强、高水准的职业人才，而非培养一线工人。只有坚持职业院校的主体地位，才能更好地以人才培养为基础，向企业输送专业素质强的人才。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院长严振也强调校企合作中学校应掌握更多话语权，“教育是百年大计，企业有生命周期，职业教育应以育人为基础，育人是职校的职责所在”。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劳汉生也认为，校企合作只是手段不是目地，教育对产业不要亦步亦趋，只有学校在育人和办学环节加强向更适应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转变，学生才能更好地适应企业需求，助推校企融合的良性发展。

  行业主导Vs区域主导——职教集团活力体现

  2010年国家教育部门提出，要通过政府主导、校企自愿、集团发展的方式推进校企合作，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近三年来，各地职教集团纷纷涌现，据辽宁站研讨会上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耿洁分享，目前全国有30个省份开展了集团化办学，已经成立的职教集团接近500个，参与企业达7000多家，涉及43个行业，覆盖80%的高等职业学校和30%的中等职业学校。笔者认为职教集团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当地职校和企业的联合，二是行业协会牵头的行业内职校和企业的联合。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模式都存在共同的问题：一是牵头方的主要出发点是从实现政绩的角度出发；二是缺乏持续的资金投入和支持；三是缺乏稳定的实体化运作和专业的团队深入经营。

  行业主导和区域主导，究竟哪种职教集团模式更有活力？在湖北站研讨会上，国家示范高职——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给与会者分享了一个校企合作案例。学院副院长刘小芹介绍，学校紧密依托武汉光谷，搭建“区校”校企合作平台，通过建立与武汉高新技术示范区政府的联系，区政府为学校首期提供了数百家高新技术企业，帮助校企牵线搭桥，建立区内职业教育联盟，积极探索构建“区校”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有着诸如“上海通用班”、“施耐德班”、“华中数控班”等各种对口班。学校利用类似订单班、定向班、冠名班等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育人，将企业高新技术引入课堂。通过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育人活动，该校实现了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及高新技术岗位对接，近四年来，已为武汉高新技术示范区输送8000余名毕业生，占毕业生30％，培训员工3000余名，成为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所需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校热企冷Vs企热校冷——校企合作发展阶段之分

  校企合作的现状是学校热企业冷还是企业热学校冷？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本来已经在大多数业内人士心里达成共识，即学校相对积极、企业相对消极，但在全国七站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学术研讨会上，很多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职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树超认为，“中国的校企合作整体而言，正处在学校动力挑战与企业动力复苏的中期，由于各个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处在不同阶段，学校和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也相应处在不同阶段。”

  广东的参会企业和地方政府认为，随着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需要，对人才水平提升的要求日益迫切，大部分企业很想与学校在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反而是院校方未给出积极回应。

  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校企合作模式创新之路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整体推动应该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在全国七站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行业协会、院校代表、企业代表和政府官员似乎在此点达成了一致。

  “体制是国家层面，院校无能为力；机制可以灵活，以弥补体制不足”，广东省各高职院校代表如是说。

  专家引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在体制上，职业教育体制必须是开放、灵活而以学员发展为本的，成为对终身教育的极大贡献；在机制上，在劳工界与教育界之间必须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建立相互协调的机制。

  国家教育部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原相关领导，在湖北站研讨会上表达了如下的期望：希望各职业院校各地方政府努力创新校企合作新模式、新机制，形成优秀经验，继而推动校企合作政策制定和顶层制度设计。

  中国职教学会校企合作委员会主任龙德毅，在介绍“2012年中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全国系列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背景时提出，在顶层制度设计相对滞后的情形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需要通过灵活多样的机制冲破体制的制约。校企合作需要打破程式，实现政府、行业协会、院校、企业、学生等多方交流沟通机制。龙德毅对中国中化集团成员企业远东宏信有限公司发起成立的教育行业非营利性组织——“远东教育家联盟”，心系职教发展、力促校企合作的志向与实践表达了高度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