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滕珺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国。中国大学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将何去何从，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梦？笔者就此采访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许美德（Ruth Hayhoe）。

  许美德从1967年开始执教香港，曾出任加拿大驻华使馆教育参赞、香港教育学院校长；精通英、法、拉丁、希腊等多国语言，一直投身于中国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努力推动中西方教育对话，促进中加高等教育深度交流，被中国学界和国际社会誉为“教育界的白求恩”。

  中国人求知若渴，中国政府坚决有力

  较之于各类复杂的政治活动，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更加具有魅力。他们求知若渴，一片赤子丹心，希望给国家和改革开放做贡献。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文化积淀、这样的国民，再加上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决心，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震撼人心。

  滕珺：许教授，您好！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我最近正在阅读您的自传《圆满》，常常为您强烈的中国情愫所动容。您最初是如何与中国结缘的呢？

  许美德：我关于中国最早的记忆来自我们家的一位世交。她一直在上海传教，直至1958年回国。回国后，她邀我们共进晚餐，席间她说我要考考你们，看你们会不会用筷子。于是她做了个示范动作，用筷子夹豆子。但那时的中国对于我来说，还是个很遥远的国度。

  长大之后，我进入大学学习了西方经典科目——希腊语和拉丁文，这与我之后的中国研究关联不大。转折发生在大学毕业那一年，1967年。带着对自由的渴望和异国的好奇，我给在香港的堂兄寄信，表示想去香港住一段时间。于是我就独自一人踏上从多伦多到温哥华的火车，乘机就来到了香港，那个年代还不需要签证。我的堂兄和那里的传教士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起初我计划只待6个月，没想到一晃便是11年。香港实在是个迷人的地方，我说的不是城市，当时的香港还很穷，很多人都在贫困线上挣扎，但他们如此友善、勤奋，使我渐渐产生出一种中国情愫。3天后，我便开始学习粤语，同时学习中文读写。我还找了一份在中学教书的工作，也因此在香港安顿了下来。这是我与中国的第一段接触。

  滕珺：作为一个国际学者，能否描述一下这些年您见证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许美德：我目睹了中国教育几次激动人心的重大进步。我清晰地记得毛主席逝世那一天，这个消息冲击力太大了，以至于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后，正如大家所见，邓小平主持了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我们预感到中国即将发生激动人心的变化，而教育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与此同时，也就是1978年9月，我离开香港，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深造。1980年，怀着对中国的热爱，参与建设的抱负与憧憬，我申请前往中国工作，一方面实现我当年的夙愿，另一方面也收集有关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数据。我先从香港到北京，之后辗转上海，南下广州，最终在复旦大学任教。在那段时间，中国人民带给我的震撼是极大的。尽管贫穷、艰难，文革中备受苦难的中国人依然清楚他们的身份与追求，他们求知若渴，一片赤子丹心，希望给国家和改革开放做贡献。这种意识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我坚信，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文化积淀、这样的国民，中国必然迅速发展。随后，中国果然以电光石火般的速度发展，从几乎一无所有，到物质日益丰富，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品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人民勤劳奋进，在掌握知识后迅速进步。那是我真正目睹并参与中国的变化的开始，这种变化实在是震撼人心，以至于我，一个外国人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无限憧憬。

  在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政府的决策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当我听闻加拿大政府决定与中国开展教育合作时，我十分欣喜。当时有包括北师大、西南师大、东北师大等6所师范院校参与了中加教育合作项目，我便是在那时结识了顾明远先生。

  1990后，尽管我回到了加拿大工作，但仍时刻关注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并参与了世界银行的研究项目。在研究中，我发现较之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惊人的发展速度，5%的高等教育受教育人数显然远远不够。因此，我们强烈建议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特别要关注那些家庭贫困的学生，为他们提供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因此，教育投入很重要，包括大学的建设。当然，我也了解政府的难处和其中的顾虑，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一些方面可能还有待完善，但国家和民众都在为此努力，尤其是中国的家长，宁愿在其他方面节衣缩食，但绝不会在教育上委屈了孩子，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大学。作为一个见证者，我为中国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

  谨防学术GDP，大学应有自己的风骨和特色

  如今，很多大学教授为了申请更多的项目基金、发表更多的出版物疲于奔命，大学对社会的担当日益匮乏。关怀社会是大学的天职，同时也决定大学的未来，这是大学的风骨。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出色的专业人才，能够坚守自己的特色，实事求是地创新是当代一些中国大学难能可贵的品质。

  滕珺：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30%，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但是当前高等教育的质量却遭到了很大的质疑，对此您还有什么具体的看法与建议吗？

  许美德：提高教育质量，政府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着力解决该问题，比较明显的举措包括降低入学门槛，严格把关学位证书的颁发，实施了“五千人计划”（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项目）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千人计划”，这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计划，对跨国知识的交流和体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本人每年大约也会招收1-2个“五千人计划”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研究指导。但我认为中国大学还面临着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太多大学教授为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而疲于奔命。

  滕珺：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学术GDP”。

  许美德：“学术GDP”这个词很有意思。可是大学理应有更重要的担当。大学精神、道德教化和社会责任如何安生？我曾研究过中国大学史，建国前的一些大学，如西南联大和复旦大学，他们以国运为己任，密切关注时事。而如今，大多数人的视线却仅仅囿于申请更多的项目基金和发表尽可能多的文章，对大学的社会担当的关注却日益匮乏。我们能否改善社会风气？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助于公众对诸如医疗等社会问题的理解？现阶段的中国虽然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但大学之大，是否也该为国运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关怀社会是大学的天职，同时也决定大学的未来。这是大学的风骨，只有坚持这样的风骨，知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价值。我认为这点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在全球性知识经济和国际竞争的推动下，几乎所有国家的大学都致力于建设研究型大学，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国际潮流，但这是不现实的。比如，美国社会像个万花筒，五彩斑斓，政府很难控制；加拿大因为实行联邦制，中央政府要影响大学也不容易；德国大学向来追求统一的责任和标准，各学校的目标和特色有所不同，但现在德国政府也觉得有必要挑出几个来重点培养，实施了所谓的“卓越计划”……这一系列变化中隐含着不少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异彩纷呈、地大物博的国家，也受到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深刻影响。但好在中国的一批专业院校如农业大学、师范学院得以保留。以师范院校为例，很多人不懂“Normal（师范）”为何物。其实这是法语中的一个古老词汇，蕴含着“高质量、高标准”的追求。遗憾的是，大多数美国大学未能成功做到这一点。19世纪时，美国曾有上百所师范院校，但如今均已消失不见，也没人在乎它们的消逝。这是一件憾事，是教育的一种缺失。

  因此，我认为有时候我们需要顶住国际潮流的压力，保留自己的特色。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出色的专业人才，而非仅仅所谓的具有全球化视角的研究者。教育最神圣的使命是为这个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各具所长的专业院校正适应了这种需求，比如西北农大，尽管综合，但仍以食品及相关专业为发展核心，由此开创了一片天地。此外，厦大的事迹也令我动容，他们不求成为北大清华，但从沿海大学的特色出发，与8所同在沿海城市的大学结成同盟，探索发挥沿海大学的特长。这种实事求是、因校创新的珍贵品质值得重视和学习。

  中国人有自己的创新方式和创新智慧

  西方社会的确有一部分人宣称中国人缺乏创意、思维僵化，我却不以为然。中国学生的创新更多地体现为更深入的观察、更审慎的思考和一种三思而后行的理念，在综合考量各方之后独立作出抉择，在他人的观点和自己的个性之间巧妙地寻求平衡正是中国人的大智慧，这是一种不同价值观影响下的选择。简单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压制创新的观点稍显粗暴，不够理性。

  滕珺：如今中国亟需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在您看来，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创新人才？

  许美德：思考何种教育更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很有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将创新视为一切问题的解药。西方社会的确有一部分人宣称中国人缺乏创意、思维僵化，我却不以为然。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触中国学生，实践经验告诉我，中国人并不缺乏创造性思维。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何谓“创新”？中国学生的创新，更多地体现为更深入的观察和审慎的思考，一种三思而后行的理念。其实，我认识很多中国杰出的教育家，他们都成长于十分传统的中国家庭，但他们从来不乏创意，他们不会一味对师长言听计从，而是遵循着自己的人生规划不断前行。这种综合考量各方之后独立做出抉择，在他人的观点和自己的个性之间巧妙地寻求平衡的表现，正是中国人的大智慧。也许，这与西方社会传统的“创新”定义有所出入，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学生独树一帜的创新能力，也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学生不经大脑思考就会对灌输内容全盘接受。这只是一种不同价值观影响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