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报告文本来看，两万多字的报告中，“表现不俗”的中国国际论文占比是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依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界定，按统计年度的论文被引用次数世界均值划一条线，高于均线的论文被称为“表现不俗”论文）。报告显示，2011年度“表现不俗”论文占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总数的29.8%，就是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只有近30%是在平均水平之上。只有我国50%的国际论文达到“表现不俗”，才能说我国国际论文的整体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实际上，报告中的“平均水平”说法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平均水平的论文质量很一般。由于发表论文和论文被引用的主体基本都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世界平均被引用水平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比如，日本国际论文迄今为止的篇均被引用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否就能说日本的科技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呢？

  显然，论文的被引用率并不能完全体现论文自身的价值和水平。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不乏有大量研究者的科研成果经过十年甚至几十年的科技发展后，才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和认识，并最终引领世界某一领域科技的发展。而这些被束之高阁了几十年的科研成果在当时可能并不被人关注，更谈不上什么引用率。

  北京一位学者说，论文只是科研成果的一个报告，成果远比论文重要。如果过于强调论文数量排名，可能形成追求数量攀比的导向，不仅不利于整个国家科技发展，而且误导大量研究者花费大量精力闭门造车，制造大批正确而无用的论文。其实，回顾新中国国成立后的科技发展，“两弹一星”代表了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研实力和水平，但自始至终没有也不必要发表国际论文。而时下，中国的一些科学研究者孜孜以求地追求的不是成果，而是论文。为了追求影响因子或者提高被引用率，一些研究者甚至动员学生“扎堆”引用自己的论文。这样的论文，对于国家科技创新或者所在领域的引领性究竟有多大？

  “中国式”学术评价是否会扼杀创新精神？

  按照统计报告，“化学、材料科学、生物、物理、临床医学和数学等6个学科表现不俗的论文最多。能源科学技术、材料科学、化工、食品、农学和水利等6个学科产出的‘表现不俗’的论文占其全部论文的比例较高”。

  对此，网友“镜花水月”质疑说，同样是学科，其分类标准模糊而又交叉：化学、材料科学、生物、物理、临床医学和数学等6个学科似乎是按照数理化医分类，能源科学技术、材料科学、化工、食品、农学和水利等6个学科则是按照学科用途划分，而实际上大农学也包括食品和水利。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解释，在统计时，他们采用汤森路透的数据，第一步只能采用他们的分类，他们将所有学科分为22个学科大类。根据他们的分类，才能把“表现不俗”的论文挑出来。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发表的SCI论文，每一篇都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代码重新分一次类。于是，根据挑出来的“表现不俗”论文数，再计算出占各学科论文总数的比例。

  报告在对国际论文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分析时，提到“我国‘表现不俗’的论文82.1%由高等学校贡献，16.8%产自研究院所，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省”。这个结论一方面正好说明经济发展刺激了论文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评价尺度与论文产出的正相关关系。当然，结论背后，或许还能印证的一个事实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往往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比落后地区多，因此论文产出率相对较高。

  对于报告中多次提到的“论文第一作者”的说法，有学者指出，我国某些第一作者论文，并非第一作者做出了主要贡献，而是因为作者所在单位在考核或奖励时只认第一作者论文，于是作者就与外方“商量”，“争”出来一个第一作者。在报告的发布稿中虽然并没有提及和提供具体数据，但统计中学者们发现，像北京大学等中国一些优秀大学的第一作者论文数占其SCI论文总数的比例较低。也就是说，真正优秀的大学科研人员，即便现实中以量考核或以第一作者考核的学术评价机制摆在那里，他们也并不屑于去“争”第一作者地位，而是保持着自己特立独行的学术风格。

  然而，在不科学的评价体系之下，像这样的特立独行、不为现实评价所动的研究者究竟有多少，这显然是一个严肃而值得反思的现实问题。

  任何一项统计因统计方法和尺度的差异，都难以尽善尽美，只可能是一种参照。但是，在创新型国家战略安排之下，对于201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这份在中国科学界产生强烈导向作用的报告，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或许不是中国国际科技论文在世界排行榜上的位次，也不是哪个机构、哪位学者发表论文的多寡，而是用什么标尺衡量一个科技人员的事业成功与否？

  在中国计算机界，李国杰院士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并最早回国的成功人士，李国杰院士归国后带领团队打破了国际垄断，创建了曙光超级计算机，使中国计算机进入世界前列，推动了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他更是带领计算所自主开发出了“龙芯”芯片，应用于各种国产电子设备之中。留在美国的研究者，很多人现在的论文比他多，生活条件比他好，但大多数人都自认为在科学贡献上不如李国杰院士，事业上不如李国杰院士，成就感就差得更远。

  对于国内通行的以发表论文为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国内学者、海归专家无不扼腕叹息。事实上，论文只是研究结果的一部分，并非科学研究的目的，学者发表论文是要让他人了解其科研成果。科技工作者的动力与事业不是几篇论文所能称重的。研究人员专心科研的动力，除了科学发现的惊喜之外，是作为科学家的责任感，是以创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成就感。

  在中组部举办的一次“千人计划”座谈会上，蔡申瓯对记者说：“我一直在反思，为什么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是因为待遇低不愿从事科学研究。包括我教的学生中，很多很好的学生说，做科学是永远翻不了身的。所以，在提高年轻人待遇让年轻人安心、专心做科研的同时，我们的科研机构不要追求SCI这些没有意义的指标。这在中国发展初期是需要，但是现在发展已达到相对成熟的时候，就不能再追求这些虚的东西，要真正做深的、和别人不同的前沿的东西。”

  实际上，对于多年来简单以论文数量评价人才的弊端，科学界和官方都有清晰的认识。2011年11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意见提出，从根本上改变简单以成果数量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摒弃简单以出版社和刊物的不同判断研究成果质量的做法。教育部还明确提出反对各种简单化的科研排名。

  教育部有关人士表示，正确认识SCI、SSCI等引文数据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避免绝对化。与此同时，教育部要针对人员、项目、机构、成果等不同评价对象，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论文、著作、教材、研究报告、普及读物、非纸质出版物等不同研究成果形式，建立健全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体系。

  评价就是风向标。但现实中，以论文数量给人才称重的惯性依然存在。中国科技评价体系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深刻革命，给科技界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能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评价体系。

   (上图均来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