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杨振宁（1957年获奖感言）

  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莫言（2012年获奖感言）

  ■本报记者 汪瑞林

  5月15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门前，一群“粉丝”正争相在一巨幅宣传板前拍照留影。当日下午，作为北京大学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举办的“众芳所在”系列讲座之一，一场题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的讲座在这里举办。

  在名家讲座天天有的北大，这场讲座还是显得不同凡响。一票难求，皆因这场对话的主角是科学界与文坛的两大巨匠——杨振宁和莫言。而从中穿针引线玉成此事的主持人则是著名学者、书画家范曾先生。

  在莫扎特D大调进行曲KV249的乐曲声中，三位大家徐徐落座。有意思的是，三人的年龄正好形成差不多16岁的梯度，莫言现年58岁，范曾75岁，而杨振宁则已91岁高龄。杨振宁与莫言，一个是大学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求学异域，一个扎根乡土，最后殊途同归，先后走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与李政道一起成为首次问鼎诺贝尔奖的华人；2012年，莫言掀开历史新的一页，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相隔55年，两位大师级人物走到一起，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科学与文学，一个重在发现，一个重在创造，二者不断交融，互相促进，任何一方都能帮助另一方获得更好的发展，两位大家的相遇，必能碰撞出绚丽的火花，给青年学子以智慧和启迪。”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这样表达他对这场对话的高度期许。

  关键词：发现与创造

  文学比科学更自由

  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却从一个与科学和文学都有关联的“中间点”——宗教拉开序幕，由此，足见范曾先生的匠心独运。

  “我没有宗教信仰。宗教的本质是劝人向善，在这一点上，文学和宗教是一致的。”莫言的回答简短而直接。

  “宗教和科学是息息相关的，两者并不矛盾。近现代以来，科学的范畴日益扩大，科学扩张一点，宗教就退后一点，科学领地多出的部分，正是从宗教那边夺过来的。但是我认为，科学是有限的，而宗教是无限的，年龄越大，我的这一想法就越清晰。”杨振宁解释说，“因为人类的神经元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神经元想了解世界上无限的现象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于科学与文学的异同点，莫言认为，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有很多不同。文学关注人，科学关注自然界，文学家关注人类情感，科学家关注物质的原理。“所以，同样一个事物，在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眼里可能就不一样。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鲜花就是美丽的花朵，但是在植物学家眼里就变成了植物的生殖器官。”

  想象力对于科学和文学同等重要，但是想象力在科学和文学中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不管在科学、文学、艺术界，发现跟发明创造的界限都不是完全清晰的。科学里发明创造的成分比文学里少一点。我知道莫言喜欢写幻想文学，有没有幻想科学呢？我想没有，科学是‘猜想’的学问，不是幻想的学问，幻想的科学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科学所要了解的是一些已经有的现象，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如电和磁，科学家要想了解宇宙结构，需要想象、需要猜，但这跟文学的幻想是很不一样的。”

  莫言对杨振宁的观点表示赞同：“文学家确实需要幻想，文学当中有个重要的门类叫科幻文学，拥有大量读者。其实很多作家并不具备诸如物理学、天文学的知识，但他依然可以在他的小说里进行描写。其实文学作品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再去想象、类推的。科幻作家的作品则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之上。

  “文学家的创作虽不像科研一样严谨、尊重事实，但也不是无中生有。很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现实人物与想象加工的综合，但又不能和现实中的人完全对上号，这是文学比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更自由的地方。”莫言说，在他《生死疲劳》、《蛙》等作品中，都有其邻居、亲戚的影子。

  “如果让爱迪生来到现在的世界，生活上一周，他看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杨振宁反客为主，向莫言提问。

  “我觉得是手机吧”，莫言说。“手机确实很神奇，用手机在这里就可以和美国通电话。事实上，中国的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就充满奇幻想象，如果爱迪生看到今天的世界，肯定觉得简直比《封神榜》还要奇怪。”杨振宁老顽童般的天真引发会场一波笑声。

  除了想象力，杨振宁还从审美的角度看到了科学发现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相似性——“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显现自己的结构之美、表述之美、思想之美。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审美准则同样是科学的最高准则。”

  莫言则谈道：“科学和文学虽然探索的方式不同，但从本质上讲都在探寻真理和秩序，洞察宇宙和人心的奥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科学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追寻真理。”

  关键词：兴趣与灵感

  真情妙悟铸文章

  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过程有无共通之处？杨振宁说：“9年前，范曾先生画了一幅画送给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画的是我和陈省身先生对话的场景。我尤其欣赏的是范曾题的诗，其中有一句是‘真情妙悟铸文章’。我认为这7个字将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要素和过程说得非常清楚。先要有真情，也就是浓厚的兴趣，然后是妙悟，也就是灵感，有了这些才能取得成果——铸文章。三部曲道尽了科学研究必经的过程。”

  “我想问莫言先生，这7个字描述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不是也恰当？”杨振宁再次抢主持人范曾的饭碗，向莫言发问。

  “用来描述文学创作更恰当了，铸文章嘛。”莫言机敏地回答。

  “如果问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你所做的重要的工作，里面的妙悟能不能讲出来？通常都能讲出来。在科研中对于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突然灵机一动，思想就会非常开朗。但是如果问一个文学家，创作中是不是有一个顿悟的时光？我想没有吧？”杨振宁第三次客串当起主持人，向莫言提问。

  “也有，文学创造中也有灵感和顿悟。灵感突然到来，创作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看过一篇文章，说门捷列夫发明元素周期表就是在做梦时排列出来的，作家也会在梦中构思出很好的情节。我很早就想写《生死疲劳》，但一直写不下去，就是因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没有想好。2005年，我去承德参观一个庙宇，在墙壁上看到一幅壁画，是关于佛教的“六道轮回”的，我突然顿悟了，就以“六道轮回”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后面写起来就特别顺利了。”

  关键词：风格与创新

  很多时候，创新是逼出来的

  “文学家有风格，科学家有风格吗？”范曾问。

  “凡是大科学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杨振宁说，“20世纪是物理学发展最恢宏的世纪，以20世纪物理学三大成就之一的量子力学来说，其中两位代表性人物狄拉克和维尔纳·海森堡的风格就很不一样。狄拉克的话很少，简洁，可是他逻辑性很强，假如你了解他的简单、直接的逻辑思维方法，你就会觉得他的文章读起来是一种享受。而海森堡则习惯在未知中大胆摸索，他写出很多论文，其中有很多正确的，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

  “盖住名字，都一段文字，你就知道这是鲁迅还是沈从文的作品。这就是文字语言的魅力。”莫言说，“谈到作家的风格，有的人简洁、干净利索，比如海明威；有的人非常繁复，像福克纳。我们中国作家中也可以举出很多不同风格的例子。作家的风格应该是多样的，朦胧、简洁、繁茂都是美，这可能比科学要自由。”

  不过，莫言认为，文学上一些新的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多数时候是出于无奈——“因为前人已经在某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了，很难超越，怎么办？只好避开已经很辉煌的这些流派和风格，另辟蹊径，通过创新，实现超越。”

  杨振宁也认为，创新一定程度上是逼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时候会是比较苦闷的。“现在回想起来，1947年在芝加哥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和苦闷的时期，最难的是自己找问题、确定论文题目，因为之前是学习已有的知识，而写毕业论文，就是要创新和突破前人已有的知识范畴。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35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57岁。“是不是科学家取得杰出成就的年龄普遍会早一些？”范曾发问。

  杨振宁说，文学中创意的来源与科学不同，对于文学创作而言，需要丰富的生活积淀，可能大器晚成的多一些，而对科学而言，创造力确实和年龄有很大关系，有些科学领域，比如数学和理论物理，非常适合年轻人。比如爱因斯坦，在他26岁那一年中写了6篇论文，其中3篇是世界级的。“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知识面不够广，因而容易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勇往直前，容易获得重大突破，年龄大了知识面广了，学的东西多了，顾虑也多了，对于创新反而是个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