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生

  早在我升入高中的时候，就对记者这个职业充满了向往。所以，当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并且可以在文学和新闻两个专业中自由选择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闻专业。然而，直到1993年来到中国教育报工作，在此后的15年里，我才逐步认识到了新闻工作的意义，体会到了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而这些认识与体会，又大多数是记者们——我的伙伴、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们用他们的言行教给我的。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当天是周六，中午时分，我从电视中刚刚看到这一新闻，正思考着如何报道这一事件时，记者周飞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学生的抗议游行队伍已经出发，人越聚越多，现正浩浩荡荡地奔向美国驻华大使馆。他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了学生队伍中间。他先是简单地描述了游行队伍的状况，接着我们简短地商讨了几句采访的原则。我嘱咐他多观察、多采访，一定要把最鲜活的素材带回来。不一会儿，摄影记者樊世刚也打来电话，询问对抗议、游行是否可以报道，怎么报道？我说，现在来不及沟通、请示，你立即跟上游行队伍，一跟到底，多拍图片，越多越好。当晚，记者和夜班编辑通宵达旦地赶出了稿子。虽然囿于种种因素，本报记者采写的这批稿件未能全部刊发，但他们在突发事件面前表现出的那种高度的职业敏感和敬业精神，至今让我不能忘怀。

  1998年1月10日中午，河北张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得到这一信息，我正为如何报道灾情犹豫着，因为当时的通讯、交通远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和通畅，又时值寒冬，怎么组织报道？派谁去？这时候，值班副总编王有盛告诉我，有一个民办教育机构组织了几台汽车，装载着捐赠的救灾物资，要连夜赶往张家口，记者翟博坚决要求随车赴震区采访。我立即表示同意。就这样，在严寒的冬夜里，我们的记者坐着汽车一路颠簸着奔向了前线。第三天，地震灾区中小学校受灾情况和当地教育部门师生员工抗震救灾的新闻就及时地刊登在了中国教育报上。而事后我才得知，我们的记者在赶赴和到达灾区后的一天一夜里，走村串户连续作战，竟然没睡一会儿觉，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人都几乎冻僵了。

  1998年夏天，特大洪水使湖南、湖北许许多多乡镇变成了一片汪洋。灾害发生后，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率领一个小组到湖南、湖北灾区考察灾情、慰问受灾师生，我同两省记者站的张真弼、李伦娥随队采访，目睹了灾区的状况。当时，大雨虽然已经停止，但上游来水仍在下泄，到达武汉当晚，早已超过警戒线的长江堤防已处于最高警戒状态。而到达灾区一线，只见一条大堤隔开两个世界：一边是奔涌的洪水，顺江直下，势不可挡；一边是黄水漫漫，水天一线，水面上只露出平房的屋顶、电线杆头和大树的梢头，烈日炙烤，三十七八度的高温下，热气蒸腾，水中腐烂的各类物质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

  当时，记者刘华蓉等人正在湖北灾区采访。一天夜里一点多钟，她从溃坝后的簰洲湾给我打来电话说，采访乘坐的小船在村镇附近迷路了。我到过灾区，知道他们面临的危险：倘若小船行进中撞上水下的树梢、屋顶或者水下电线缠绕螺旋桨，就可能造成翻船事故。而在茫茫大水里，又是黑夜，后果可想而知。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告诉她，一是要就地停船别动，等待救援，二不要打电话，节省手机电力，以备紧急时联络。就这样，他们在水中、我们在宿舍里一起苦熬了两个多小时。清晨4点左右，她又打来电话，告诉我天亮了，寻找他们的船也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举世震惊。中国教育报派出的第一批记者樊世刚、余冠仕、李益众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了北川。他们冒着余震的危险，日夜奋战，发回了大量现场报道。十几日后，第二批记者上去了，第一批记者出色地完成了报道任务，将要返回北京。我和总编刘仁镜商量，应该隆重地欢迎他们凯旋。可仁镜告诉我，记者打回电话说，不要去接他们，实在要接，一句关于灾区的话都不要问。我明白了，虽然他们圆满地完成了报道任务，但是灾区现场惨烈的景象，特别是那些从废墟里搜寻到的遇难同胞，那些老人、妇女、儿童的遗体，那些永远不能用文字和图片报道的惨状，给他们的震撼和刺激太深了，这是他们永远的伤痛，永远不愿再被提及。于是，当归来的记者满身疲惫、表情凝重地出现在机场通道口时，我们去迎接的几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默默地迎上前去，送上一捧绚丽的鲜花。当我们紧握住他们的双手，同他们紧紧相拥时，无法抑制的热泪潸然滚下。我说，咱们照张相吧。几个人刚刚站定，就见一位机场保安跑过来说，这里不准照相。不知道为什么，我立刻冲他大叫：这是从灾区回来的记者，命都不要了，照张相怎么了？那位小伙子听了，再没说一句话，默默地走了。我们也拥着两位记者走出机场。抬头远望，这是北京夏日的傍晚，人流如织，车流如水，天空碧蓝，残阳如血。

  请原谅，鉴于篇幅和我的经历所限，无法在这里记述编辑部和全国30余个记者站上百位记者在内所有人的动人故事。在中国教育报30年的征程上，像这样的故事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而被人们所了解的就更少更少，因为他们很少向别人说起。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家常菜”，是“必须的”。

  这就是我们的记者，我的伙伴，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平日里，我们的记者们和别的人没什么两样。要为完成工作任务天南海北地疯跑，要为买房子想方设法攒钱，要为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健康、家庭的生活操劳。同事间有和谐友爱，也偶有摩擦冲撞，甚至也会为评职称、聘职务找领导嚷两句、哭一鼻子。但是，一旦情势突变，新闻事件爆发，他们便义无反顾，抛家舍亲，置安危于度外，冲上前线。青春与热血，在那一刻迸发出无比绚丽的光彩；记者的责任和使命，在那一刻像山峰一样，彰显出它的朴素与庄严。

  这就是我们的记者，一群走在时代潮流的潮头，记录并且参与推动历史进程的人们。

  这就是我们的记者，我们的伙伴，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兄弟姐妹。

  （作者为中国教育报刊社原社长、中国教育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