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聚焦于修身齐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势必忽视国学经典自身所涵容的文化、历史、思想、学术等诸多精要，造成对国学经典的片面解读。

 ■杜霞

  论及国学经典，人们大都会引用鲁迅先生所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为经典读物编选的原则，但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这取舍之中的智慧，却不是简单的八个字所能理清的，它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和理解国学经典教育，如何在现代教育理念的烛照下去探索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如果问及时下幼儿园和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开展情况，常常能听到肯定而自豪的回答：我们那里的孩子都能背《弟子规》、《三字经》。不少学校也把感恩、孝道作为凝聚校园文化的核心，不仅在校规校训、环境建设上处处体现，而且还通过浓墨重彩的报告会、宣讲会，重申孝悌之义，礼赞传统规范，常常是讲到动情处，大人孩子泣涕涟涟，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正因为有现实的需求和倡导，这类道德“经典”自然也就更为出版社所青睐，针对儿童设计的各种形式的读本广为流行，而由此引发的泛道德化倾向，也暴露出当前国学经典读物编选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所谓“泛道德化”，就是道德意识过度膨胀，成为评价体系中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意识和话语，体现在国学经典教育中，则是“国学”成了“道德”的代名词，成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而把“国学”与道德教育而且是传统道德教育画上等号，不仅给国学经典教育染上了浓重的功利色彩，而且导致了国学经典教育在资源选择和设计上的局限。一旦聚焦于修身齐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势必忽视国学经典自身所涵容的文化、历史、思想、学术等诸多精要，造成对国学经典的片面解读，正所谓道德障目，不见森林，而且过分专注于道德伦理层面，也会在资源的选择上带来盲目和偏差：只要是涉及此类内容的文本，便不分良莠一并收入。在2005年度、2006年度出版的众多面向儿童青少年的国学经典读本中，都不约而同地把被国学大师吕思勉称为无甚精义的《孝经》收入其中。从中不难看出编选者惟道德是举的标准，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难免又把传统的糟粕塞进了21世纪孩子的书包。

  而当下国学经典读物的编选，也应该秉承西方现代发现儿童、解放儿童、捍卫儿童的基本立场，充分尊重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杜绝枯燥的教训主义，以兴趣为先导，力求理性与感性的圆融，灵动鲜活、循序渐进。对于学龄前及低年级段学生来说，从情趣活泼、注重意象意境营造的古诗文入手进行国学经典的熏陶，要比背诵抽象说教的“人之初，性本善”更加亲切自然。像明代戏剧家李渔编写的《笠翁对韵》，已被一些出版社作为国学经典列入语文新课标的必读书目中。作为一本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笠翁对韵》不仅声韵协调，琅琅上口，而且行文活泼，富于形象感，其内容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并且融进了大量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常用典故和俗语。选取这样的文本作为国学读本，可以使孩子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感受到华夏民族古典语言的精妙与美好。更为重要的是，此类文本通过韵律和形象慢慢切近儿童，契合儿童的情感和认知特点，避免了概念化抽象化的道德说教，无形中缩短了国学经典与当下文化的距离，让儿童在一日日的平仄对仗诵读温习中，慢慢培养对古典语言文化的一种“语感”，而这种“语感”，也将为其日后进一步研习更高端的国学经典著作打下很好的基础。

  如何理性看待国学经典的作用和价值，避免某些僵化保守的观念借国学“复活”？如何在挖掘传统文化根脉的同时与现代教育理念进行智慧地对接与整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成为当下儿童国学经典读物编选和设计的一种价值维度和文化选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