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宣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激励广大科研工作者进一步发扬严谨治学、勇于创新、铸造精品的优良学风，本刊特刊发“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巡礼”一文，以飨读者。

——编者

  躬逢其盛，一路风景。几十年的艰辛探索，几十年的风雨征程，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造了一段又一段辉煌的历史，树立了一座又一座学术的高峰。穿越厚重的历史，探寻前人的足迹，骄傲与自豪溢满心田；反思前进的步伐，审视伟大的时代，责任与担当油然而生。

  日前，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奖结果揭晓，830项成果脱颖而出，获此殊荣。这些获奖成果是从2008年至2010年期间，高校学者创作耕耘的4.7万余部学术著作，93万余篇论文，万余篇各类研究咨询报告中精选而来。可谓精挑细选，优中选优，精品纷呈，众望所归。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彰显了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生机。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科学和思想的殿堂，一起领略学者的情怀与梦想、景仰学术的风采与魅力！

  马克思主义研究蓬勃发展，理论创新，学养深厚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工程和奠基工程。自2004年启动以来，高校学者踊跃参与，其中有近百位高校学者以首席专家（召集人）身份勇挑重担，承担了“马工程”项目，并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进”的良好局面。广大学者秉承坚定的政治信仰、坚守高尚的学术情怀，潜心基础研究，紧扣时代脉搏，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崭新境界。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焕发了蓬勃生机，指引着思想航向，闪耀出时代光芒。

  “我深感没有一种哲学社会学说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它的世界观方法论那样，能使我们对当今世界问题的观察‘心明眼亮’”，“在哲学的海洋里，我至今仍然是在深不及膝的浅水中试步而已，生命不止，思考不止”。谦逊而富有哲理的话语，流露着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对哲学的思考和人生的追求。他的获奖成果《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置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从本质和规律上做出了创新性的回答，对在理论和实践上牢固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指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武汉大学陶德麟先生，曾担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的学术助手，其一生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项永恒而壮丽的事业，被同行专家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力的前辈学人之一”。陶德麟经常自嘲称，“我深感自己是一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波涛汹涌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无异以蠡测海，所见之微自不待言。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但我并不怨悔将一生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然而，他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标准”等两个前沿问题做出了系统的阐述，审视和剖析了否定或曲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点的谬误所在，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基础，得到了同行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时代舞台上，同样活跃着一批中青年学者的身影。为了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以求实创新的学术精神和勇气，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展现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再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画卷，并被一些高校列为专业教材和必读书目；南京审计学院吴汉全教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专著”，该书系统地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概貌，勾勒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产生、发展、初步成熟的演变轨迹，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本土化的学术资源；福建农林大学郑传芳教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若干问题研究》，对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在理论上的创新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系统梳理和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陈至立同志在序言中指出：“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与宣传产生积极的作用，并为同志们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参考”。

  这一项项与时俱进的研究成果，散发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智慧和独特魅力，折射出他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想追求和时代心声。

  基础理论研究底蕴深厚，基础扎实，精品众多

  基础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根基和发展之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和特色所在。在历届获奖成果中，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占据了半壁江山，彰显了高校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厚底蕴和历史积淀。广大学者甘于清贫，坚守寂寞，以潜心钻研、砥砺前行的攀登精神和坚持探索、勇于创新的理论气魄，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承和创新着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他们执着前行的身影，映衬着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光辉未来。

  人文学科依旧保持着传统优势与特色，学者们甘守书斋寂寞、践行学术理想，成果坚实厚重，影响深远。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已故）把中国民俗史的研究比作“文化长城”，他曾动情地说：“这项工作在我看来，很重要，一个民族应该有一部像样的民俗史，谁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不管力量怎样，我们应该做力所能及的事”。正是在钟老先生精神号召与大力提倡下完成的380万字的《中国民俗史》，是第一部以中国数千年民俗为记述研究对象的民俗通史，对于培植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为中国文化史的完善提供了直接依据，同时也为丰富世界文化史做出了贡献。

  “治学唯有不堕时俗，不为功利所拘，乃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潜心庄子学研究领域十余年，知难而进，秉烛夜战，完成了近200万字的《庄子学说》。该书系统完整地梳理了庄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成为一部庄子研究的“学术地图”，被同行学者赞誉为“就《庄子学史》的文化意义而言，可以将其称为半部中国文化史”。

  康德哲学在中西学界都是显学，被称为以往哲学的集大成者、现代哲学的源头活水，具有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更是现代哲学永恒的话题。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历十余年苦功，基本上以一人之力，主编完成了340万字的恢宏译著《康德著作全集》，从而第一次为汉语学界提供了全面的、统一的、准确的康德思想文本，极大地促进了汉语世界的康德研究，推动了我国的哲学发展。据他身边的同事介绍，十余年来，他办公室门口总挂着一张“非约勿扰”的纸条，手机经常处于关机状态，除了上课和必要的外出，每天几乎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十五六个小时。这项伟大的国际性事业，为读者走进康德世界打开了一扇大门，被称为“学界之盛事，译林之功德”。

  被誉为“中国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先行者，精神分析研究的领跑者，心理学史研究的创新者”的吉林大学车文博教授，恪守“博约相依，贵在创新”的学术追求，主编完成了《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开拓了一条中外心理学史研究的崭新道路，且该书被誉为“开创了中国心理学比较思想史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先河”。车文博先生的学生、著名学者彭运石教授这样形容其恩师专注于该课题时的热忱，“在浮躁中笃定精神，在迷茫中恪守信念，在曲折中练就坚韧，在无为中常寓有为，在混沌中绽放光芒”。

  《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一书，以哲学的方式再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及内在逻辑。该书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杨耕教授，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西藏大学更堆培杰教授主编的《西藏古乐谱研究》，对研究藏传佛音乐乃至整个藏族传统音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央音乐学院田联韬教授在序言中高度评价：“对于这项科研成果的问世，若只是给予一般的祝贺和赞美，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研究来说是极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社会科学学科同样繁星闪耀，成绩喜人，学者们关注前沿问题、执着理论创新，展现了深厚的功底和良好的学风。

  长久以来，在中外经济学界，不少经济学家为探索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变化规律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某些特征或印迹。然而都没有从理论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为何改变、如何改变、改变了什么等问题。面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先生的《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和资本主义体制转换学说，为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制度演变规律指明了方向，是我国学术界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是广大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热点。武汉大学谭崇台先生的《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为当今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了丰富具体的历史参照系和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并“填补了发展经济学研究上的一个空白，是发展经济学研究进程中的又一理论创新”。而华东交通大学欧阳志刚教授的《非线性阈值协整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研究》，刻画和揭示了我国经济的客观规律，对我国当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