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高考，关于中高考的教育新闻比例骤增，且多超出“常态”。如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园因中高考关闭，引发市民不满；四川2013年普通高考考试规则公布，考生不得穿校服、制服参加考试；江西“某中学安排中考学生住星级豪华酒店，且不开任何收据”的贴子在网上流传……中高考焦虑似乎早已从家庭扩散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中考高考到底烤“焦”了谁？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弥散化了的中高考焦虑？

关爱考生不必“各显神通”

  ■刘化喜

  每到中考高考季节，各地纷纷出台措施，关爱考生学习与生活、为考试保驾护航的消息层出不穷。有地方要求临近学校的街道封路禁行，有地方规定建筑工地不得施工以减少噪声；有地方组织“的哥”组成爱心车队免费接送考生，有地方甚至派出警车为考生临时开道。似乎，六月的空气都因考生而充满温情。虽然也有人对此表示过不同声音，但也很快淹没在对关爱考生的普遍肯定中。

  关爱考生当然值得肯定，但关爱考生也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的，至少应该符合基本的教育规律。一人考试，全家动员，甚至全城都跟着紧张起来，处处为考生和考试让路，表面看来是为考生着想，实际上一方面人为制造紧张气氛，很容易放大考生的焦虑，不利于应考；另一方面其实也忽略了考生们的感受，在无意识中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在了考生身上。

  封路、停工、关闭市民活动场所等做法，或许只是社会关爱考生却又不得要领的笨拙选择。但教育体系中的每个成员，显然应该有更加正确的判断，不能跟在社会后面亦步亦趋。当关爱成为形式，原本善良的初衷也可能变味，要么成为少数人的“秀”场，要么则会成为挟带私利的舞台。

  无论对于中考还是高考的考生，其实最需要的都是理性应考，既理性面对考试本身，也要理性面对考试的结果。一次考试只是教育的一个环节，更只是人生的一瞬。对待中考高考，本来就应该抱以平常之心。理性而轻松地面对，反倒可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爱考生是必须的，但关爱考生却无须“各显神通”，想方设法搞“创新”。让考生理性从容地走进考场——看似简单，其实恰是根本所在。

  关爱考生不必“各显神通”，首先需要从教育系统内部做起，成为教师、学校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自觉。以教育系统的共识带动社会形成共识，为考生创造一个温暖而又自然的应考氛围，才会水到渠成。（作者系淮阴工学院副研究员）

  临近中高考，关于中高考的教育新闻比例骤增，且多超出“常态”。如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园因中高考关闭，引发市民不满；四川2013年普通高考考试规则公布，考生不得穿校服、制服参加考试；江西“某中学安排中考学生住星级豪华酒店，且不开任何收据”的贴子在网上流传……中高考焦虑似乎早已从家庭扩散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中考高考到底烤“焦”了谁？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弥散化了的中高考焦虑？

 全民高考焦虑是一种社会病

  ■顾骏

  每年高考都是媒体的“狂欢期”，各种夺人眼球的新闻和评论充斥报端屏幕，从考前进补、预订宾馆，到考试期间关闭公园、限制交通、禁止鸣笛，从用专车送达准考证到迟到考生父母大闹考场，从教育主管部门禁止学生穿校服到家长用药物给孩子调整月经期，如此等等层出不穷。新闻本身多，媒体再加一把力，交叉感染之下，中国社会高考焦虑症年年发作，年年“精彩纷呈”。

  其实，高考狂欢现象不只在中国发生，强调竞争、重视考试的东亚近邻如韩国和日本，也能不时听说如此“盛况”。但在今日中国，让人看着特别不协调的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用脚投票，早早地把孩子送进国际班甚至直接送出国，以决绝的态度告别高考，彻底摆脱这一系列焦虑；另一方面，留在国内高考的家长和学生仍然为着大学的一席之地如痴如狂。

  按理说，大学扩招多年，适龄人口也在减少，考生及其家长的焦虑状态应该大大减轻，可为什么生活现实呈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幕？

  问题其实不在高考本身，而在于当下的社会阶层结构与高考家庭的特殊心理状态。通常，能够选择摆脱高考的家庭在社会上属于相对“成功”的阶层，家长本身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眼界开阔，对孩子在应试体制下可能遭遇的思维禁锢、性格扭曲和体质下降，有更多的认识和防范。更重要的是，较为宽裕的经济收入不但可以使他们支付得起孩子国内进国际班或出国念大学的资金，而且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相对平和，对进大学特别是进名校多了些“平常心”。然而，这批家长和学生的缺席高考仅仅减少了人数的总量，并没有减少社会焦虑的总量，反而容易造成焦虑人员集中，并提高焦虑程度。

  按照生活常识，越是部分家庭采取拒绝国内高考的平和态度，越会刺激一部分仍然执著于高考的家庭。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人早已陷入难以自拔的相互攀比。越是有实力的家庭不上国内大学，没实力的家庭越是需要拿进入国内名校来与之抗衡——“你们的孩子因为没有实力，才选择漂洋过海曲线上学的路径，我家孩子不用花那么多钱，还上了名校，比你家强多了！”

  生活的残酷在于，如此自我安慰只起到暂时麻醉的作用，其真实效果却是一则加重了自己和孩子必须考上名校的压力，二则反而让自己更明白无论怎么争强斗狠，对现实也是无可奈何。碍于中国人的面子，如此想法不可能得到坦率的承认，所以只能强行将其封闭进“无意识层面”，最终造成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巨大应力。应力如此巨大以至于外部任何一个不利于孩子高考的小刺激，都会成为内心应力宣泄的突破点。作为高考焦虑具体症状的种种小题大做，不过是应力宣泄的表现方式罢了。

  中国高考包括其前身科举考试，都是阶层化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高考在公平问题上特别敏感，时刻都在提醒国人这一点。然而，一切公平机制都是在越不公平的场合作用越大。其激发的社会不公平感越强烈，人们追求公平的驱动就越猛烈，对于干扰自身追求的因素之反应也越激烈，由此产生的焦虑程度越不可理喻。说到这里，谁都明白，解决高考焦虑症应该往哪里对症下药，改革教育体制包括应试模式和考试方式最多不过是辅助手术而已。（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