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类院校学生能力轮廓图可以看出，尽管被测学生在能力级别上有明显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在“功能性能力”上表现的并不显著。也就是说，课程改革的成果主要表现在过程性能力和设计能力的提高方面，这与当前职业教育进行的强调“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改革追求也是一致的。

    测评还发现了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在职业认同感方面，超过2/3的学生表示愿意从事本专业工作，但有近一半学生表示：如果有其他机会，想学习另一个专业。这说明学生总体上对本职业的认同感不高。这一方面说明汽车维修技工的社会地位和吸引力不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前青年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

    测评还发现一些过去没有意识到，但可能由于文化传统引发的问题。如“不同类型院校学生父母对其子女专业学习的帮助”有较大差异，广州市学生父母对子女学习的帮助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可能是岭南文化中务实特点的一种反映。

    笔者主持的几次测评均在职教界获得了积极评价，业界对扩大测评规模和增加测评职业数量的呼声很大。在最近确定的201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中，能力测评也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很多学校和职业教育管理机构还希望能对专业教师开展COMET能力测评，原因是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职业院校组织了大量教师培训项目，如何科学地评价这些培训项目的效果，并对职教师资培训模式和政策改进提供实证基础，管理者希望获得一个可行的工具。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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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职业能力研究开展情况

    ■赵志群

    我国对职业能力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职教合作项目的开展而开展的，特别是CBE（能力本位教育）和德国双元制典型试验的引入。1998年，教育部文件中首次出现“职业能力”的提法。

    由于我国社会对岗位和职业的区分不明确，对“以职业形式组织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敏感性，因此将职业能力定义为了“岗位工作能力”或“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某类职业共同的基础能力”。有学者在课程开发实践中将职业能力解释为“工作任务的胜任力”，而另一些人则从教育目标视角认为职业能力是“个体当前就业和终身发展所需的能力”。原劳动部“国家技能振兴战略”研究课题组把能力分成三个层次，即职业特定能力、行业通用能力和核心能力，这对我国技能考核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技能鉴定机构甚至开展了核心能力如与人合作、自我学习等能力的鉴定，显示了行为主义能力观与基于一般个性特征能力观这两种本来矛盾的概念的“不同寻常”地结合。

    事实上，这些定义还都只是概念性的思考，由于没有实证基础，还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能力研究。要想使能力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在实证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因此开展职业能力测评等量化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有多种能力测评方法和工具，主要用于员工的招聘和岗位设计，其中一些已经发展成为市场化的产品或在线评价工具。尽管这些方法可从不同侧面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数据，但都有共同的缺陷，即它们都是评价独立于工作过程之外的能力。而专家对智能研究的结果却表明，人只能在具体情境或工作行动中对能力进行间接评价。此外，这些能力测评方法缺乏足够的效度，并不会对企业和实际工作过程产生显著影响。

    在现代技术和劳动组织条件下，工作情境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可预知性，这给职业能力评价带来了巨大挑战。按照教育学观点，能力是一种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财富”，因此对职业能力进行科学评价非常困难。如果没有成熟理论的支持，评价很难产生实际的教育学意义。职业能力的证明和确认非常困难，因为要想了解一个人是否具备在困难情境中解决复杂专业问题的能力，只能通过观察法，而观察法恰恰是一种无法准确鉴定的实证研究方法。因此不可能对职业能力进行准确测量，只能对其进行诊断性评价。

    职业能力测评是对特定职业领域的认知能力特征进行考查，以检验其是否实现了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2008年，起源于德国的国际COMET项目开始研究大规模能力诊断技术，在国际职业教育界得到了广泛认同。从2009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在多个职业教育创新项目中引入了COMET能力测评，测评不但能够了解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水平，也为职业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数据，并能为教师的教学设计提供直接支持。但是，要想对职业能力进行符合科学标准（客观性、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测评，还需要开展针对个体职业能力的诊断研究。此外，对专业教师的能力测评研究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