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兰 绘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孙晨颖

    “如果说，读书会办得好有什么秘诀的话，”10月16日下午4点半，胡翼青，这位从上大学开始就没有再离开过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青年教师，因在外奔波了好几天而略显疲惫地陷在沙发里总结道，“是因为5年来，我们一直用表达促进读书，用讨论形成思想，每天作一些学术的、形而上的思考。”在南大读书、任教十几年，不到40岁的胡翼青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已经小有名气，他始终觉得今天的所有成绩都与读书时3天阅读一部学术著作的习惯有关，所以他认为这一生都会与读书有缘。

    从2008年9月的第一次尝试开始，他组织的读书会已经成为南京大学人文学科学生培养最为前沿的“学术阵地”之一，周边河海大学、南师大的学生都喜欢往这里跑，人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甚至会特地坐几个小时动车跑过来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开题”，仅仅因为这里激荡的自由思想与“凶猛的”质疑。从这里，很多懵懂的学生开始追逐学术梦想，并将读书会看做自己永久的精神栖息地。

    自由的空气与自由背后的坚持

    每周二晚上7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长桌会议室里都会坐满了人。其中有南大新传院的研究生，也有南师大的研究生，有大陆的学生，也有马来西亚和港台的交换生，还有几个爱读书的理科生。桌上通常还会摆上新鲜水果，大家边吃边聊，有时甚至还会论及一些八卦，但这丝毫不妨碍浓郁的学术气氛。

    今年9月入学的研一学生梁鹏第一次参加读书会后，这几周就没有缺席过。他被读书会的气氛深深吸引了：“虽然大家争辩很激烈，但是有吃有喝，还有奖品拿，气氛严肃中带点活泼，从前没参加过这样的读书会。”

    事实上，读书会是一个特别来去自如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要求学生“零缺席”或者请假，更没有人规定你应该怎么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表达。正因为如此，学生们在这里变得尤其轻松、无拘束。在读书会坚持了将近5年的“骨灰级”成员吴欣慰说：“你甚至可以一句话不说，只听。但即使如此，你也慢慢学会了思考。”

    不拘泥于自己的学科，没有限定参加的群体，更没有职业身份的限制，一切观点都可以发表、交锋与碰撞。胡翼青说，自己从来没有打压过任何一个观点，也没有人会去草率地否定，形式上的自由让一些笑料与生活感悟，成为了读书会上严肃的学术讨论之间的有效“填充品”，“因而读书会显得既激烈，又自由，更是轻松的”。

    得益于这样宽广的边界，“胡翼青”读书会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这里尤其欢迎一些文科生不太听得懂的话题。天文系金刈非爱看各种书，作为一名理科生，他曾不管不顾地在读书会上大肆讲过科学史、量子力学与装饰艺术。令他惊讶的是，同学们竟然很欢迎，还听得津津有味，以至于他在读书会里人缘极好，并成功地转型为这个偏文科“学术”团体里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

    但发散性的议题也曾给胡翼青带来过一些困扰。低迷时期最悲惨的一次是在南大仙林校区，一个能坐四五十人的教室，只坐了四五个人，连讨论都没办法开展，这让胡翼青十分沮丧。“也曾经有过不再办下去的想法，觉得现在社会风气挺浮躁的，办读书会有点吃力不讨好。”他说，有两条原则他始终坚持不肯放，一是自由的空气，二是自由背后的坚持。后来读书会的人气迅速回升，也正是缘于此。

    “自由决不等同于放任，如果我没有坚持，中途断上两期，读书会说不定就办不下去了。”胡翼青声音低沉地说，唯有读书会是每期必参加的，其他事情都可以让道，“哪怕是一些特别好、特别重要的活动，只要冲突了我宁可不参加”。

     读书要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

    黄佩映是读书会现在的临时“秘书长”，负责联系读书会成员、通知日程等。平时她不太敢跟同学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担心姑娘们会觉得她太学霸了，从而变成一个“古怪的同学”。但每次参加读书会，都可以让她彻底放开，“这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在思考、都在表达学术观点，从4年前开始，这里成为了我最喜欢的地方。”

    但黄佩映现在确实成为了一个“学术人”，经历过读书会系统地讨论之后，她彻底爱上了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福柯，并称自己一看到学术书籍就感觉很热血，“读书会让我找到了梦想，如果可能，我会将一生都奉献给学术”。

    2008年到现在，读书会已经送走了100多人，虽然每年都会有新老成员交替，但人数越来越多，可以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胡翼青曾作过简单的统计，从读书会走出去在世界各大名校读书的将近有100位，“比如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博士、硕士的就有好几个，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小读书会’了。”让胡翼青特别骄傲的是，读书会成员在各个名校的保研面试中很容易通过，导师们听说是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往往会“青睐有加”。他觉得这可能跟读书会的“学术气”有关。

    在读书会中，每一次讨论都不会停留在读书本身，大家几乎形成了一个共识：读书仅仅是开始，而讨论可以让你思考，表达可以让你形成思想。胡翼青曾很愤慨地跟学生们说，现在有太多的现实主义与工具理性，整个社会充斥着“形而下”的东西，如果不读书、不多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一个民族将会丢失最为宝贵的理想主义与人文关怀，从而沦为平庸之辈。

    这个观点成为了读书会的精神实质，也使得在读书会的学术研讨中，时政议题被迅速边缘化。胡翼青说自己曾参加过南京市多个青年读书会，但往往书读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政治宣泄桶”，骨干成员变成了几个偏激分子，每次聚会都在讨论政治、讨论左派右派，因此他往往最后愤而退出，这些读书会最后也大多偃旗息鼓。

    在这片学术的土壤里，读书会的成员们往往比自己的老师更希望讨论能够超越政治，超越左派与右派的范畴，到达“认识论的最前沿”。因此每一次学科讨论到最后往往都会涉及哲学，比如“心理学”讨论到最后就会演变为“心理哲学”的问题，再比如“传播思想史”这样的话题在读书会已经成为常态。黄佩映最近就尤其关注英国新左派，“但这样的讨论显然与国内政治无关”。

    既是读书会又是教改试验田

    2011年1月，胡翼青向南京大学教务处提交了一份申请，他希望把读书会作为南大“三三制”本科教育改革的试点，至少拨一点经费让他可以为本科的读书会请一些学术“大牛”、办一些活动、拓宽一点视野，“总不能让学生单纯地只是啃几本书吧”。

    他在申请的开头写道：“在教育产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文科的本科学生多数不阅读学术书籍，特别急功近利。这导致了现在不少本科生阅读和学术能力的下降，知识功底单薄，学术视野狭窄，它必将影响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甚至会影响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另一方面，确实有一些学生渴望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而文科的资深教师又很少愿意像指导研究生那样培养本科生。”

    这是胡翼青的一个心结：制度化的读书会活动在国内高校中并不常见。如果有，也基本上集中于研究生阶段。而国外则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培养，“因此我们的学生到境外读书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即使在数量上都无法跟上最基本的阅读训练”。

    在胡翼青提交申请之前，这一项目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已经坚持了3年，学生常常要自费去复印某些在图书馆稀缺的书籍。“我当时不但自己贴进了大量费用和时间，而且已经实在不好意思让其他教授前来义务讲座了。”胡翼青说，作为一项课改，就其本质而言既是一种学术性的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又是一个开放型课堂。庆幸的是教务处批准了这项拨款，解决了读书会的很多后顾之忧。

    于是，胡翼青可以更为精心地设计读书会的运作模式，要求学生在阅读之后轮流进行主题演讲，每周一次，同时辅以教师和同学点评以及同学提问。“这就形成了一个读书、讨论、表达的程序，我还会不定期邀请一些学术界‘大牛’来作讲座，推荐和带领学生不定期地参加一些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

    在这一设计中，读书会不再单纯为“读书”会，讨论与表达更为重要，每个人都要将读到的东西转化为实际表述。胡翼青的读书会分成本科生与研究生两个系列，南大各校区都有他的读书会。由于南京大学的校区分布在长江两岸的泰山新村、马群和新街口，他戏称他的读书会行程是两岸三地新马泰游。他每年都为本科生的读书会开列书单，根据本科生的兴趣选取经典书籍。但他显然将书单放在了次要的、最为基础的位置，因为他并没有给研究生的读书会指定书单，而通常是指定一个人或一个学派，让研究生们分享研究报告、学习报告等，自己去选择图书。

    “读书会的特征在于表达，把默记的东西变成一种言语行动。读书会是实践性的，不单单是发发书目，交流读后感，其中更充满了质疑、交锋和争论，这也是读书最终的目的——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胡翼青说。

    胡翼青告诉记者，通过这个平台，自己正试图教会本科生如何坐冷板凳，如何从书中找到研究的问题，培养其学术心性，同时拓展文科学生的视角，让他们在学科一体化的阅读中，培养广阔的学术视野，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