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教育病理》 郑也夫著 中信出版社

    激烈的高考竞争无疑是摧毁学生创造力的大端。要改善这一生态，让下一代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就要缓解“军备竞赛”式的竞争。

    ■陈心想

    对我国教育的深层病理和疗救之道，郑也夫教授新著《吾国教育病理》一书有着非常深刻的洞见和分析，一针见血的直陈透露出一位智者对国民教育和文明之忧心。

    激烈的高考竞争无疑是摧毁学生创造力的大端。要改善这一生态，让下一代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就要缓解“军备竞赛”式的竞争。就此，郑先生提出“分流”，减少竞争的参与者。考大学前，一部分学生要离开高考队伍，上职业学校或者经短期培训后就业。作者认为，通过分流，可以缓解高考竞争。德国的分流是早期分流成功的榜样。德国学生10岁开始分流到不同轨道的学校，有的去主体中学，有的去实科中学，有的去文科中学，还有的去综合学校。只有去文科中学的学生大部分人以后去读大学。其他学校的学生优秀的还有机会读大学，但是比例很低。早点分流找到职业兴趣点，通过学校与公司的双元制培训，掌握技能，进入社会，对学生个人和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都有莫大的好处。

    虽然郑先生提出了分流的策略，但是，在我国，实现教育分流是一个大难题。作者指出了三种主要阻碍分流的障碍：第一个是因为“独子政策”造成千百年来的传统家庭分流的终结。家庭里的分流也就是一个家庭里几个孩子中适合读书的就让他读书，适合种地的种地，根据情况分工合作。书中列举了毛泽东和毛泽民、晚清状元张謇以及曾国藩等例子。比如，毛泽东外出求学，大弟毛泽民则在家管家种田料理经济。张謇读书好，家庭因为经济压力结果选择其兄张察在家从事生产。现在的独子政策终结了这种家庭内的第一步分流。

    第二个障碍是我国教育分流机制不完善。作者以德国职业教育的分流制为例子来分析分流的作用。中国的职业教育陷入了困境，学生和家长都不愿意分流到职业院校。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那里不是有出息的出处，职业学校培养的不是人才，只有大学甚至重点大学的学生才是人才。在一个求职要学历，而且本科毕业要求是985院校的社会环境里，学生和家长的选择从个体而言，都是理性的。

    第三个障碍是学历社会的规则。什么样的文凭在职场的威力更大，学历文凭是个标签，是赋予人们社会地位的符号。作者也说教育这种赋予个体社会地位的功能让学历和能力之间选择了前者。官员高学历趋势近年来越发凸显，这是一个学历社会的指示器。

    笔者认为，分流的困难更在于教育权力的集中。所以，作者提出了“放权”与“分流”两大举措，以拯救教育。一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作用，另一方面，“放权”更具有根本性作用，因为我国教育弊病的总根源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行政专权造成了死板单一的教育体制和生态。

    权力的分布是生态状况的决定主因。在官本位社会里，官员面对下级是有权的，面对上级是无权的。教育的行政化遵从的就是官本位逻辑。本来学界与官场应该遵循各自的逻辑，但不幸的是中国的教育是官场的翻版。放权之后，可以让自下而上的声音和力量加入到各级决策和执行之中。这样权力分散，让不同的声音和力量带来不同的办学策略，比如科目安排，授课方法，教学内容，等等。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不需要美国联邦教育部或者某州教育部来制定大纲、教育目的和指导精神，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成为世界教育行里屈指可数的大牛校。因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办学自主权，所以才能各自开动脑筋想策略发展自己的教育和教学。校长们要负责的不是要向总统报告，而是要对学校的师生员工和学校“董事会”负责。

    民国时的蔡元培和胡适等人为什么能对北大等高校的发展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没有屈服所谓的“权力”，而是有自己的人格和办学自主性。

    有了自主权和自由的思想市场，各个教育机构和组织，才有可能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制定和实施自己的策略，才会使教育生态多样化。（作者系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资深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