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研究院院长，曾担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会长、香港教育学院署理校长及首席副校长；长期从事公民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首次提出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亚洲公民观”，获国际社会的高度好评。

    ■特约撰稿：滕珺 张婷婷

    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是我国教育的根本目的，2010年我国政府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然而，究竟什么公民教育，怎么开展公民教育，中西方的公民教育又有何差异，笔者就此采访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前会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研究院院长、“亚洲公民观”的积极倡导者李荣安教授。

    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

    亚洲一些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形式性的法律，没有接受政治性的公民教育，但是亚洲普遍强调“慎独”，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些都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因此在亚洲社会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无法分割的。

    滕珺：我们都知道，公民教育对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要，但每个人对公民教育的理解是不一样。您是如何理解公民教育这一概念的？

    李荣安：要理解什么是公民教育，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公民。中国现代公民的定义基本是法律定义，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个国家出生，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就有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遵循国家的法律，促进社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但如果我们考察“公民”这个词的词源，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公民这个词源于古希腊，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古希腊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中有1/3的人是自由民，2/3的人是奴隶。奴隶本身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可以像对待动物一样残酷地对待奴隶，甚至买卖交易奴隶。因此，只有这1/3的“自由民”有资格做“公民”。而“公民”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服务大众，担任公仆的角色和职责。这与我们孟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个“兼济天下”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时候所说的承担“公民”责任。所以，当时的“公民”都是贵族，都有特权，他们享有社会的福利，但同时也必须承担社群服务的责任。

    21世纪是一个大量移民的时代，现在的移民数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导致一个人不光属于一个国家，属于一个民族，属于一个民族里的小族，也属于自己的语言群体。以我自己为例，我现在讲普通话，而广东话是我的方言，方言是一个族群语言，而普通话是一个国家语言，我是一个广东人，又是一个中国人。同时我在国际上讲英语，因此我也是个国际人。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就有三重身份。此外，现代人口流动的方式和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的人口流动是长期移民，而现在的人口流动更多的是短期移民；以前我们担心出现人才流失的问题，现在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人才流动；以前的流动是单向流动，就是从发展中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现在很多人反过来从发达地区流向发展中地区，出现了双向流动。所以，现代人往往承担着多重公民身份，公民教育中也因此出现了“多重公民观”和“全球公民观”。也就是说，无论你身处哪一个地方，你都需要履行一个人的公民责任。“公民”也慢慢从以前一个比较保守、封闭的概念发展成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概念。

    滕珺：李教授，您刚才提到“无论你在哪里，都要履行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一个人的责任都包括哪些？

    李荣安：这就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关了。在中国，我们谈公民更多是从伦理和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如家中有父子、兄弟姐妹的关系，学校里有师生关系，政府里有从属关系，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天子称自己的百姓为他的子民，也就是一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所以，亚洲与西方公民观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西方的公民观与西方的政治体系相关，而亚洲的公民观则与伦理和人际关系相关。所以，在西方就算他们谈公民的人际关系，主要谈的也是一个人与一个政体的关系，但是在亚洲，公民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处理好一个人与自己、以及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然后再推广至与群体、国家的关系。

    我曾做过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调查，收集了菲律宾、印度、日本、韩国，同时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公民课程。我发现这些国家公民道德课程的框架都是一样的，即都是先谈我与自己，然后谈我与家庭，我与社会，我与国家、民族和世界，最后还要谈我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这其中，有两个东西西方人很难理解，一个是我与自己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这是他们公民教育的课程中从未涉及的领域。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这就很自然，因为我们讲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滕珺：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天地良心“，其实指的就是要处理好天、地、自然与我自己的关系。

    李荣安：对，我跟西方学者讲“天人合一”，他们听不明白，也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要顺应天意，顺应自然？因为我们讲究“灵性”，或者用古人所说的“心性”或是现代人说的“精神”这个概念。我们相信自然运行的法则与社会运行的法则是一直相通的，天人和谐，人与社会也就自然和谐了。这一点亚洲的很多国家如印度、日本，菲律宾都表示赞同。他们也说，其实人是需要灵性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灵性，不懂做人，不懂生活，不懂天意，是无法和他人和谐相处的。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亚洲谈公民教育，必须先谈人格，然后谈人际关系，然后再谈人与天的关系。“关系”是亚洲公民观的核心。

    滕珺：所以我们会发现，亚洲国家普遍将公民教育称之为“道德教育”，或者是“道德与公民教育”。

    李荣安：是的。我在亚洲很多国家开展调查时都问他们，你们的公民教育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往往是道德教育。如，在香港我们谈公民道德教育，你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才可以做一个好公民。我曾经和美国的一个教授一起开发了一张关于公民素质的问卷，问学生哪一条是好公民，哪一条是好人？有意思的是，美国学生都可以分辨出来，而香港的学生却分不出来，因为香港的学生认为好人就是好公民。而在西方社会，好人不等于好公民，好公民也未必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们在公民教育中有清晰的公私之分，如果你“公”做得好，“私”是你自己的事情，没有人会管你，就像古时的“竹林七贤”一样。但是，在中国就不同，如果你不是好人，你就根本不配做一个好公民。所以中国传统的公民教育讲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公民的首要条件，身不修，其他都不要谈了。

    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西方有公民教育，但是他们的年轻人都很道德反派，比如，四处涂鸦、破坏公物、偷车等。而我们没有开展他们这个模式的公民教育，但是北京、香港、新加坡、东京、首尔，都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但又最安全的城市，而芝加哥、三藩市、纽约却不是。因此亚洲一些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形式性的法律，没有接受政治性的公民教育，但是亚洲普遍强调“慎独”，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些都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因此在亚洲社会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无法分割的。

    全球化与中国公民教育

    在全球化力量增长的同时，地方化的力量也随之加强。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用担心全球化会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危机。事实上，中西方公民教育正朝着越来越相似的方向发展，即强调个体的道德修炼和人格塑造，我们的亚洲公民观正在影响着世界。

    滕珺：刚才，您提到了世界公民教育这个当下十分热门的话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怎么理解公民教育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呢？

    李荣安：的确,现在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一点。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边倒的，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全球化越明显，人们的迷失感越强烈。就像现在讨论的“第五代”，因为他们的父母到处工作，他们也随父母到处漂流，既不属于这里，又不属于那里，他们很难形成比较明确的身份认同。因此，在全球化力量增长的同时，地方化的力量也随之加强，因为这是帮助他们明确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保留本土文化遗产的主要途径。所以，我们会发现，欧洲很多国家很强调方言教育，比如英国的威尔士，威尔士文、苏格兰文现在都变成了很重要的语言。中国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教育中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用担心全球化会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危机。比如新加坡1997年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叫“面向21世纪的新加坡”，主要强调新加坡是个小国，其唯一生存的方式不是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对全球开放。新加坡一定要全球化，要国际化，新加坡国民一定要理解世界，认识世界。这对他们的教育政策很有影响，在他们的老师或校长培训中，国际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的校长或教师起码要在海外生活一两个月，学生也要参加这样的国际交流活动，比如到其他国家参观公司、学校等，了解别国是如何经营和管理公司的，别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这对提升新加坡国民的全球竞争力很有影响。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一个口号叫“迈向全球，根植本土”，新加坡还是新加坡，他们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都很清楚。所以，即便他们在世界各国流动，但他们还是愿意忠于新加坡，而且忠于新加坡对他们也有好处。